樊和平丨商业伦理的古今之辩:儒商的责任伦理与身份认同

各位先生、各位同仁,按照杜先生的指派,作为杜先生的副手,我今天很荣幸跟大家一起讨论有关经济伦理的问题。这里特别邀请了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珏教授跟我一起来参与讨论。王珏教授长期研究企业伦理问题,曾经做过一百多个关于企业、企业伦理状况的深度访谈,有几本翻译著作发表。“商业伦理的古今之辩——儒商的责任伦理与身份认同”这场由我来主持。

我们今天的讨论跟以往世界伦理中心讨论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今天出席的都是一批中青年精英,因此我们可以更深入、更细致地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有意义的。

 

一、 伦理的坚守、对话的心态、学术的追求

一个是讨论企业伦理问题,必须要有一种伦理的坚守。我们已经发现,一方面我们在讨论企业伦理或者经济伦理时,缺乏跟企业家对话的能力,在企业家对话当中我们总是处于一种辩护地位。我们要思考如何真正和企业家实现一种有力的、合理的、深层次的互动。刚才杜先生提到了亚当·斯密,从亚当·斯密的问题谈到我们现代企业经济伦理的问题。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都没有充分关注刚才杜先生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亚当·斯密首先讲的是《道德情操论》,然后才讲《国富论》,他并没料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我觉得我们对亚当·斯密这两本书写作以及讲课的顺序缺乏必要的关注。在《国富论》中,他实际上只有两处谈到“看不见的手”这一命题。从语气上看得出是比较忧患地在谈市场经济可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所以在跟我们的领导干部、企业家讲课的时候,我讲的第一节课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小钱德勒的著作《看得见的手》讲得很明晰。那为什么市场经济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或者应当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呢?

亚当·斯密给我们做了一个预警,市场经济作为看不见的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伦理的问题,然后我们把他忧心忡忡做出的“可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预警理解成市场经济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更严重的是,我们把市场经济可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演绎成了市场经济应当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由此,市场经济中,企业运行中就出现了许多伦理、道德、社会的问题,并似乎获得了某种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我们今天怎么样重新读懂亚当斯密,可能是今天经济伦理或者企业伦理研究取得真正突破并走到前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

我们今天和企业家进行一种商谈或者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到底以何种角色来和企业家进行对话,我们应当要有一种从伦理立场出发的伦理坚守。但这种身份往往很容易被模糊,所以很多经济伦理学者最后似乎成了企业家的幕僚。我们是在告诉企业家,如果你掌握或者按照经济伦理去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可以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道德伦理成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做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放弃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作为一个伦理学家的立场,而试图成为企业家的幕僚和附庸。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伦理导师,甚至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伦理顾问。但是无论如何,在和企业家进行伦理讨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商谈者、对话者和互动者,我们最后要追求的是一种文明的合理性。因此今天研究经济伦理或者研究企业伦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有一种伦理的坚守,丢掉了这份坚守,我们非但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经济伦理问题和企业伦理问题,还可能还会向企业家和社会提供一种可怕的智慧。这是其一。

第二是对话的心态。杜先生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叫做“对话文明”,要从“轴心文明”走向“对话文明”,我想把杜先生这样一个命题做一个延伸。杜先生的话语背景是借助雅思贝尔斯的发现——人类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八世纪进入了轴心文明时代。而轴心文明,特别是围绕四大文明轴心高速旋转几千年以后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格局。而后轴心文明走向文明冲突,宣告了轴心文明已经几乎走到尽头,而我们今天走向的是对话的文明,文明的对话。我觉得今天进行企业伦理的讨论,事实上也是用一种对话文明的心态来进行讨论,因为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在这个文明体系中,事实上各个专业,各种职业,各种社会阶层似乎也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轴心,而且众多轴心当中似乎慢慢出现一种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轴,比如说经济帝国主义或者经济学帝国主义。我们伦理学者事实上是不可能做企业家的伦理导师,但是也绝对不能做他们的幕僚。我们怎么做?还是要回到杜先生谈到的亚当·斯密。

英国经济学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马歇尔。马歇尔有一本对经济学发生重大影响,且影响力不在亚当斯密之下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谈到人类文明是由两种力量塑造的,一种是宗教的力量,一是经济的力量。人类文明的合理性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把马歇尔的两种力量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结合起来的话,我们似乎能理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但是无论亚当·斯密还是马歇尔,他们都是西方话语,如果转换成中国话语,马歇尔所说的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应该就是伦理力量和经济力量,或者用中国道德哲学话语来说就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从孔夫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宋明理学说“天下事,义利而已”。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绝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合理性问题。所以我们又要在这样一个义和利、伦理和经济、宗教和经济的关系中,在社会文明整体的大生态当中建构一种对话,建构一种义和利的对话,经济和伦理的对话,企业和伦理的对话,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对话,形成我们当代文明体系内的对话文明。

第三,今天在座的都是一批青年精英,因此想说的第三点就是学术的追求、学者的追求。因为作为一个学者在研究企业伦理,和企业内部的决策层、顾问班子、研究班子所研究的那种企业伦理还有所不同,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学者如果失去了他的理想主义,失去了他的人文情怀,学者就会失去自身。所以今天研究经济伦理,研究企业伦理,有几种不好的偏向,一种是喜欢以立法者的身份出现进行道德立法,甚至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企业家、对这个社会指点江山,说三道四,这是不行的,我们也不是执法者,我们只是人类良知的一个守望者、一个代言人、一个发声者。席勒曾经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是一个当代人,但是有远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可能是一切时代的同代人。我们做学者的抱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在一个时代做一个活跃的人物,而要努力做一个一切时代的同代人,来发出时代的声音并展示时代的精神。

我们所处的世界实际上有三个层面,一个是生活世界,一个是意义世界,还有一个是本体世界。我们都面对一个生活世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和企业家们,就面向这个生活世界,他们是这个生活世界的主导者。但是我们作为伦理学家,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者,我们和他们很大的不同是,我们守望着一个意义的世界,我们建构着一个价值的世界,我们希望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形成一种互动。我们超越这个生活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著名命题:“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我们要的不仅仅是生活,更追求一种好的生活。这样一种“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的理念,就需要去本体世界中,追求经济和伦理的哲学真谛。所以作为学者的追求和学术的追求,我们所要达到的是生活世界、价值世界和本体世界的统一,或者现代西方哲学所说的三大世界之间的和解。所以今天的讨论,从我的设想来说,这三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是伦理的坚守、或者人文的坚守;一个是对话的心态;还有就是学术的追求。这样我们的讨论才可能不仅开花,而且结果。

 

二、 经济伦理、企业伦理是一个真问题

我的发言主题是经济伦理、企业伦理为什么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个真问题,或者说如何是一个真问题。经济伦理问题、企业伦理问题讨论到现在,我们却忽略了对问题本身的反思和追问——我们是否在讨论一个虚命题或伪命题。如果我们冒着虚问题或者伪问题的风险,也许一切努力就将付诸东流。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咬准了——在何种意义上、如何是一个真问题。

第一,经济伦理、企业伦理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可能是有几个原因所决定的。最典型的原因是社会生活中,在经济运行中和企业运行中,存在着大量反伦理、反道德的现象。在王珏院长组织的三四次调查中,毫无例外的,企业家和商人都位列三大最不被信任的群体之中,其中商人的不信任度更高,从2007年到2013年没有改变,甚至排序都没改变。问题就在于企业家和商人怎么区分。中国人对商人的不信任比对企业家的不信任更严重。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又把企业家和商人混为一谈。所以台湾学者提出企业家和生意人区别的问题。这里的生意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应该是一种有文化的人,如果没文化发了财,就是一个商人。在西方,企业家与财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乃至于创造财富并不是成为企业家的决定性因素。在西方最为经典的定义是:企业家就是善于发现机会、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人,最重要的是实现自己。实现什么?实现自己的普遍本质,完成作为一个人的文明使命。我们缺乏对这个命题的人文科学的解读。多次发生的企业大爆炸,从我们江苏苏州的台资企业大爆炸,到去年的天津企业大爆炸,大爆炸把企业家的伦理声誉、伦理信任度降低到了冰点,也随着大爆炸,企业家的伦理声望烟消云散。因此,成为问题的第一个理由是企业内部客观存在这样的现象。

 第二、经济学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伦理风险。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经济学家马歇尔同时说过经济学绝不是一门教人发财的学问,而是一门创造财富的学问。我们今天的经济学走偏了路,我们的经济学成了一门教人发财的学问。所以在国内课堂上我跟大家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是不是正常,显现的标志之一就是经济学家是不是富有,如果大量的经济学家都在发财,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不太正常。因为在国外企业家是富有的,但经济学家跟我们人文学家一样并不那么富有。格林斯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去炒股的时候血本无归,到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是不会炒股的,因为不会炒股所以他才成为经济学家,如果他精通炒股他就不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了。今天整个被倒置了,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遵循经济学的规律发展企业,但是经济学内部又存在着巨大的伦理风险。美国有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讲了一句非常深刻但是让经济学家们都不高兴的话。他的学生让他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学,他只说了一句话:经济学就是一门骗人的学问。什么叫骗人,发挥一下,比如这儿有一个茶杯,如果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拿去了,这叫偷,在你手上把它夺去了,这叫抢。现在你的口袋里有钞票,商家创造了一种时尚,说这件衣服非常好,好到如何如何值钱,然后你笑嘻嘻地把钞票放到商家的口袋中来,这叫市场经济。关键在于商家告诉你的这些信息是不是都是准确的,是不是都是正确的。所以在企业运营和经济运行当中,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伦理风险,可是我们的伦理学家们因为不懂经济学,跟经济学家、跟企业家缺乏真正的对话能力。我当年研究伦理学,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发现我的伦理学很难往前推进,难推进的最重要障碍之一就是我不懂经济学,所以下定决心去读一个经济学博士。但是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虽然读了很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的书,但是还是没有真正完全搞明白。《资本论》我是读得比较熟了,但是其他的现代经济学还是没真正搞懂,所以我觉得还是缺乏这种对话能力。

第三,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细胞,本身就存在成为经济动物的危险。中国在关于企业的哲学理念的根本上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把企业定义成一个经济实体。大家经常提到的几大命题:一、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二、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三、管理是一种科学。三大命题误导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在给我们的高级干部上课时,三大命题是必须提的,第一个、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第二个、企业不是一个经济实体。如果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就不用强调了。企业可能是一个经济实体,但不只是一个经济实体,按照日本的话语,企业首先是一个社会公器。

第四,我们今天可能在研究企业伦理、经济伦理的时候,把两种现象混淆起来了。一个是表层的问题,一个是深层的问题。表层的问题是大量的负面现象,深层问题是企业家要完成的那种文明使命。刚才杜先生提到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问题。虽然企业家是要创造财富,创造利润,但企业家只有在尽了社会责任之后,才谈得上创造利润。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企业家的文明使命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样一个终极性问题,也许我们对企业伦理问题的讨论就不彻底。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提及三个世界,我们要从生活世界走向意义世界或者价值世界,再从意义世界、价值世界走向本体世界达到形而上,达到哲学。

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经济伦理问题?首先是我们主观上对经济伦理问题存在认知偏差。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对待财富、对待企业,我们创造了一个文化上的冤案,我们需要平反昭雪。在中国这个冤案是孔子讲的“为富不仁”。很多人说“为富不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伦理阻力。可是在西方我们发现,原始基督教里也有相似的一句话:“富人死了要去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人类文明初期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跨时空的共识,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西方企业家们都有相似的认知。比如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心中有一个终极觉悟,认为人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为什么是一种耻辱,我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来解开这样的文明密码。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财富本身有两种本质,一个是经济学的本质,一个是法哲学的本质。我们今天对待财富的态度遵循的是经济学规律,只看到财富的经济学本质,而缺乏对它法哲学本质的通畅理解。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读一下黑格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个就讲抽象法。在《精神现象学》里讲教化世界的时候讲到权利和财富。他认为财富、所有权本身是一种精神现象,他从一个简单的预设开始说:财富是肯定自己是一个人,并在尊重他人为人的那样一种精神现象。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世界的现象,没有财富就没有人格,没有财富的平等就没有人格的平等。但是问题在于,财富还有另外一个本质。财富的法哲学本质是平等,必须要占有财富,必须要拥有财富,但是财富经济学的本质又是效率。所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平均主义必定要破产,破产因为它不具备效率。于是人类的经济体制,人类的社会体制,人类的政治制度,总是在经济学的本质和法哲学的本质之间相互纠结、相互过渡。

中国经历了从毛泽东的公有制到邓小平的改革这样一个阶段,对这种变化进行的哲学解读就是它完成了财富的法哲学本质到财富的经济学本质之间的一个转换。但是我们并没有完成这个转换,我们今天是单纯扬弃了财富的法哲学本质,用财富的经济学本质战胜了财富的法哲学本质,于是出现了各种经济伦理问题。今天社会中多多少少存在的毛泽东情结跟这种状况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缺乏的是对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对它的意义的追究和对它的哲学本质的追究。因此我们只有对财富的双重本质进行充分研究,才能真正解释、真正解决我们今天社会生活当中大量深刻存在的那些经济伦理问题。

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问题?如果回到亚当斯密,我建议大家顺着一个线索去读二十世纪的几本书。二十世纪大概提供了四种模型,这不是循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是循着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跟《国富论》两本书共同提供的线索。

第一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 (idealtype)。“理想类型”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把宗教和经济重新联结到一块,它通过谋利的合理性、谋利的合法性和节俭的必要性这三大问题的解决,成功地把经济和伦理重新协调到一块。传统基督教说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于是经济和伦理之间存在着一个紧张,而新教让它重新回到一个亲和状态。这叫理想类型,这个理想类型是经济和伦理的理想类型,宗教和伦理的理想类型。我们今天解读的时候缺少哲学上必要的扩张。

第二本书是70年代哈佛大学的丹尼贝尔写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他发现的矛盾是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现代资本主义只剩下了经济冲动力,宗教冲动力破产了。在那个时代两大冲动力不能协调在一起,于是成了一种经济的放任,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第三本书是德国学者彼德科索罗夫斯基的《伦理经济学原理》,他这本书的思维方式和丹尼贝尔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提出了人类文明两大动力,这又回到了马歇尔,回到了亚当斯密,一个叫做最好的动力,一个叫做最强的动力,经济释放出了最强的动力,伦理释放出了最好的动力,问题在于经济释放的最强动力不是最好的动力,而伦理释放的最好的动力不是最强的动力。我们首要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最强的动力最好,如何让最好的动力最强。于是他建构了他的伦理经济学原理。

二十世纪初的这样一个线索持续到了九十年代,西方几位经济学家、企业家、伦理学家联合起来进行了西方五百强企业大调查,写了一本书叫《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这本书回到一个原点,认为价值体系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源,也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企业文化成为现代西方企业管理第四次浪潮和第四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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