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志燕：加强道德治理 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道德治理”是政治学和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道德治理主要是政治权威通过权力的运作，充分发挥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以及内心信念来规范和控制人们的行为，并激励和引导人们明辨是非、善恶、美丑，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治理手段。道德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本绩效。因此，加强道德治理、促进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

一、道德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及作用

（一）道德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地位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治和德治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一大特色。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治理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以伦理道德为主要构架的一套治理体系。一方面，传统社会治理以自然秩序的合理性来论证伦理道德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性，将“天”、“天命”看作是伦理道德准则合理性的直接依据，从而将伦理道德置于一种神圣的地位。正如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 ，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董仲舒论及“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 ，无不渗透着道德与“天”、“天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所谓“天理难容”、“天命难违”。另一方面，传统社会治理也通过德治模式将道德伦理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自上而下、自“家-国-天下”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伦理网络，从而使得人的一切行为都被“道德化”。具体来说，这种德治模式首先体现在政治、法律、礼仪制度、生活习俗的“道德化”。儒家一直以六经为本，“礼”是政治活动的核心。《曲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樽、节、退、让以明礼。” 其次是强调“德”、“礼”的道德教化。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言：“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董仲舒则强调“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所以“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 。此外，封建国家还直接将伦理道德准则与人性相联系，作为人之为人的理想人格定在和规定。孔子论及“不学礼，无以立” ，孟子直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荀子尽管言人之性恶，但是仍然强调伦理道德准则与理想人格培养的内在关联性，正如其言：“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既通过“天命”的形式直接赋予道德准则以神圣的光环，又通过德治的途径以达到社会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这种“伦理政治合一”的道德治理模式，使得儒家文化和国家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增强了“家国同构”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二）道德治理能力在当代国家治理中的时代意义

1、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道德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必要手段和前提条件。《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此八条目中，“修身”是治家理国的必要条件和前提。而良好的道德修养又需要通过良好的道德治理来充实和提高。道德治理的突出特点就是把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在精神力量，进而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把在实际的道德行为中表现的道德修养称作是道德主体性，道德主体性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表现为行为主体通过内心信念对其自身进行约束、调控、支配，从而去自觉、主动、自愿地选择一种道德行为，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此外，道德治理也体现为对社会舆论的褒贬评价，发挥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渗透和榜样作用，从而影响周围的人并促进他们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而道德主体修养水平得到提高，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道德舆论氛围，更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社会风气，形成稳定的社会道德秩序。

此外，道德治理绩效也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韩非曰：“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  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国势强弱与其以人数来衡量毋宁以他们的能力为凭”；“凡显然具有最高能力足以完成其作用的城邦才可算是最伟大的城邦” 。国家治理能力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数。而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强制、汲取、濡化、监管、统合、再分配、吸纳、整合等能力，其中道德濡化能力是一种强化国家认同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培养的道德治理能力。诚然，一个国家要维持正常的秩序，主要是要靠政治和法律的强制力和威慑力，但是这种作用只能“治标而不治本”，接受治理的对象“口服而心不服”；道德治理能力则通过对道德主体的道德内化，使其产生内心的“道德法则”的敬畏以规范和约束自己行为，这种内心的威慑力是政治和法律的力量所不能够达到的，它不但能够“治标”而且能起到“治本”的目的。因此，用道德治理的绩效来衡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也必定法德兼治，相得益彰。

2、社会转型时期凝聚共识和整合社会力量的必然要求

道德治理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凝聚社会共识的有效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价值的追求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社会制度的转型和人们思想多元化，使得国家和社会治理更需要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这种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需要良好的道德氛围和舆论环境。一般而言，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既需要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更需要一套完美的社会治理体系。道德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软实力”，既对人民具有精神凝聚力，同时又为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伦理性的支持，是国家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通过道德治理，把社会公众的思想道德状况和道德行为状况直接纳入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之下，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凝聚社会共识的必然要求。

道德治理也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整合社会力量的必然要求。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国家政权，为了维护其存在，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总是竭力用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来教化人民，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为执政党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辩护。具体来说，道德治理对社会的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上，统治阶级通过对同质或相近的阶级道德理论进行加工、改造和粉饰，将其转化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然后通过一定的教化和宣传，让社会民众接受、认同并产生信仰；在实践层面上，统治阶级通过已掌握的国家机器建立相应的机构，培养自己的“代言人”，向社会大众渗透、灌输和宣传他们的阶级道德，以便进一步粉饰自己的统治，从而使人们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一致，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价值追求多样，这一系列因素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道德治理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整合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3、传承主流道德文化和加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道德治理是传承主流道德文化的重要方式。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历时弥久、博大精深，其中不泛有许多优秀的文化资源被代代相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新型国家的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道德治理既要批判传统社会治理中那些压抑人性、权力本位的落后思想，也要传承封建国家“上行则下效”“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的道德运行模式，汲取传统社会中的提升道德修养、完善道德人格的有益经验，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可以说，道德治理作为传承主流道德文化的主要途径，在维系中华文明持续传承的过程中，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养和塑造跨世纪的德才兼备的新型人才、维护民族团结、改善社会风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道德治理也是加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道德水平的高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一个国家和民族要真正强大起来，不仅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要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和道德力量。道德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当今时代，道德软实力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创造力、竞争力、发展实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地位，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加强道德治理，增强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调节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必要条件和精神支撑。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通过道德治理，营造文明的风尚，才能确保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才能消除各种社会矛盾以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道德治理在当代面临的多重困境及挑战

（一）多元文化和利益多元化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道德价值和规范的多元与冲突导致社会很难形成统一的社会道德。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性，消解了社会生活的一元化和同一性。在这种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社会背景不同、经济利益不同、文化意识的差别，导致道德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日益明显，并向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拓展。更为复杂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也是全球化浪潮声势日振之时，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过程，也是多种文化交织的过程。在这种多元文化交织的世界里，任何一种活动、一种行为、一种现象，都会因文化的多元性而得到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在现代世界的意义理解中，整体性的意义消失了，意义多元是现代性的品质之一。” 可以说，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分殊和知性取向，使得各种知识获得自由创造、多元分化和多元并存，为公共生活和不同群体和个体提供了多元的意义解释，这既促进了知识和意义的丰富，也促进了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由于各种道德价值之间往往是不可通约和不可重叠的，因此，多元道德价值难免存在冲突和竞争。如此一来，人们不仅对普遍道德准则的有效性失去信心，而且对任何道德“一元化”的做法都普遍产生反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共享的社会道德价值和规范变得异常艰难。

同时，正因为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利益的复杂化，社会控制方式渐趋开放和宽容，道德控制机制也变得日益弱化。在当代道德治理机制中，道德标准由严厉转向宽容，道德评价由绝对转向相对，道德价值取向由一元变为多元。这些新变化给每一个道德主体创造了相对宽松的道德生活空间，提供了众多可供选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也给现代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各种潜在危机。与其说社会控制方式的开放和宽容是道德生活的福音，还不如说是给道德生活带来了诘难和设计了陷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面临彼此冲突的诸多价值观念变得手足无措、顾此失彼，往昔那种高度一致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被束之高阁，社会舆论变得日益混乱和无序，人们的道德良心在逐渐淡化和消失……。如果没有充分而广泛多样的道德治理系统的支持，或者道德治理的绩效不理想，社会治理控制系统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解决当前这种多元、冲突的社会局面将是欺人之谈。

（二）道德相对主义和现代德性的遮蔽

随着现代文化的分殊，现代教育理念的确立和实践，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强化的“唯科学主义”信仰和“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现代人的德性失去了自足的存在、褪去了原本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它们还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强化的世俗精神一道，销蚀着人文精神的根基，引发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唯科学主义”信仰和“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下，一旦没有了人文精神的涵养，自足存在的“人的德性”就会被遮蔽、蜕化。没有人文精神涵养下的人的德性，人们的物欲追求就得不到应有的反思和遏制，必然会导致纯利欲的冲动、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何况，现代德性的遮蔽也使得道德建设困难重重，人类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规则经常被糟践，道德滑坡现象屡见不鲜。

同时，“大一统”传统文化的离场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分殊发展，不仅意味着共享的道德价值和规范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支撑，而且还带来了道德相对主义和“去道德化”。在道德相对主义看来，不同历史时代、民族、阶级、阶层、个体都有可能有不同的道德，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道德都是具体的、多样的、相对的和暂时的。由于道德相对主义反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权威性，许多奉行者常常具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道德就是束缚在人身上的“魔咒”，要想获得自由，必须祛除这一“魔咒”，因此，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消解道德意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本质旨向。而这种“去道德化”的旨向，导致原本诸多具有明确、清晰的是非、对错、善恶、美丑标准及原则被颠倒，很多具有善恶性质的事物（诸如赌博、吸毒、卖淫嫖娼、一夜情等）被视为个人私事，社会权威和大众媒体不能要求当事人采取特定的态度和行为，也不应对其决定持批判的态度。道德相对主义、“去道德化”盛行的结果不仅加剧了价值多元冲突，更为严重的是使不少人失却了最基本的是非、善恶和荣辱观念，完全沦为道德生活中的观望者和局外人。

（三）后现代人的异化和价值观念的混乱   

在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的主体本质的对象化活动被异化，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了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人被物化成了能赚钱的工具。在这种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中，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生产逻辑意义上的分工和协作也被资本逻辑所异化，协作和机器所节约的时间成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条件，人在本质上不再是道德的人，而是纯经济的人，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变得极端的自私、功利化。凡是能促进眼前目标方面的、增进个人福利的就是善的；反之，凡是不能促进眼前目标方面的、不能增进个人福利的就是恶的。在这个自由与异化了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理性和价值的分裂、道德和经济的背离。面对这个形形色色、价值混乱的世界，人们何以能走出混沌与迷茫？又何以能正确地区分正义与邪恶、善恶美与丑？

 况且，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现代人反传统的意识愈加凸显，人的观念和思维逐渐向现实化、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诱导人们大肆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在这个私欲横溢的世界，道德变得一文不值。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高”、“大”、“尚”的东西，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因此，后现代社会带给人们的是“一切从现实出发，告别崇高和理想”，现代性的价值标准是“市场、资本、商业化、金钱、以及这些因素对价值意义的置换”。面临高尚情操的淡化和崇高信仰的失落，人的自主意识、批判精神和创造力被逐步消解，完全沦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的奴隶，社会、国家、他人的道德责任感将不复存在。

三、推进道德治理及道德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强化科学灌输

道德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中的“软治理”。在这种“软治理”中，传统的道德教化依然起作用，但不再是基于国家对社会的权力优势，不再基于思想和价值的教条化和垄断化，而是基于文化生活与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有机结合，基于思想、价值和言论的自由。因此，在这个价值多元、充满选择的时代，道德治理应更加强调提升道德治理能力，更加要求善于将科学的灌输方式与尊重人的个性相结合。具体来说要注重：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列宁指出：“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这些。”  离开现实生活和工作实践来谈道德，来讲道德教育，无异于“纸上谈兵”，其实质收效是甚微的。推进道德治理，提升道德治理能力，需要理论结合实践，将抽象的道德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用科学的道德观念指导社会大众的一言一行，做到言传身教、知行合一。二是先进性和层次性相结合。道德具有先进性和层次性，道德教育对象因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程度以及思想政治觉悟程度的不同，道德治理的效果显然不同。因而道德治理应该避免“一刀切”，应该遵循“区分层次、着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的原则，向社会公众进行科学灌输，力保不同觉悟程度的人都受到濡化，使道德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三是正面教育和思想疏导结合。推进道德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要避免自上而下“卡、管、压”为特征的“运动式”、“灌输式”、“教化式”的群众运动，处理好命令与服从、协商与合作、民主与法治、以及“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始终坚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断更新道德教育观念，根据个性、兴趣、习好和觉悟程度采用耐心说服和平等交流的方式，使社会受众身心受益，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二）加强舆论引导

舆论监督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特有的导向功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人的道德素质的发展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应有之义。在道德治理中，社会舆论通过对人的道德行为进行评价、选择和引导从而产生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在具体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引导有效的舆论，应作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要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导向是灵魂，是关键。一方面要大力宣传、表彰善的典型，树立榜样为群众学习；另一方面要动用一切舆论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加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让社会公众明辨是非、善恶，真正做到扬善必除恶、扶正必祛邪，以改善社会风气。二要改进创新舆论方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立体式的舆论宣传方式，大力宣传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各层次的道德，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进行道德实践活动，逐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三要加强舆论阵地建设。在道德治理中，网络等新兴媒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数字化信息技术时代，传统的“人带人、人教人”的道德教育方式慢慢地被数字化新兴媒体所取代，这种“人机对话”的虚拟空间给社会舆论提供了快捷的方式和更广泛的舆论空间。这使得我们要尽快从观念上、措施上适应网络化和高科技传媒手段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加大道德治理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快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使网络治理跟上世界和时代的步伐。四要搞好教育和宣传队伍的建设。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管媒体原则和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的要求，加强新闻、教育和宣传工作者队伍建设，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增强道德意识、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促进道德承化，确保传统道德和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

（三）完善制度保障

国家治理能力是由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支撑的，这一互动结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力量是否制度化地融入国家体制之中。“软治理”不仅意味着是将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观念体系融入国家体制之中，而且也意味着要通过各种道德濡化、人格的塑造来提升和促进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通常来说，一种有效的治理，往往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建立其上的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有机结合。道德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高制度、权力与组织认同的基础，并进一步为实现国家治理提供积极的支撑力和推动力。因此，加强道德治理、促进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通过建立、完善各种有关法律法规、经济政策和制度，把道德治理与制度机制结合起来，使道德治理和治理能力更加有效，以彰显社会的发展。其次，要将道德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整个治理的过程要体现出一种相互促进、优化提高的善治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德治理要以提高社会总体的治理绩效为目标，通过培养政府与社会的良序互动和协商合作的理念，建立起共同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以实现低成本的有效治理的社会管理。此外，推进道德治理，提升道德治理能力，还需要去掉传统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强化认同，强调法治、责任、效率，通过协商、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突出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从而使得国家权力还政于民。

（四）促进道德内化，强化国家认同

在道德治理过程中，要强调行为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治理要求将人们外在的道德理念置于内心之中形成道德信念，通过道德自律转化为内心的道德法则。所以，加强道德治理、促进道德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从根本性上来说，任何一种治理如果要想有效运作，都必须想方设法使其公民内化某些官方认可的观念，从而减少在行为上制造麻烦的可能性。这些观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或简称对国族的认同；另一类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认同。我们将国家培育与巩固国族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能力称之为濡化能力。道德濡化能力是道德治理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从长期性来说，道德濡化需要集体或个人在思想上自觉接受、遵从某种观念或思想体系，并以此为追求目标，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价值定向。这种价值定向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它需要人们不断地实践，形成思维定势，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完美境界。针对道德治理及其治理能力提升的根本性和长期性，一方面我们在“攻心”上下功夫，使教育者对于传授的道德知识入脑、入心，进而产生道德认同并内化为道德信念，并积极转化为道德行为；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寓知于行、知行统一，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精神，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总之，道德治理及道德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需要从治理的方式方法、外界环境、以及治理对象的内心道德境界的提升等方面下功夫，也需要继续完善制度体系，不断改革那些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努力把制度体系的优势转化为道德治理的实际效能。其如是，方能形成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现代化道德治理体系。

伍志燕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