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咏华:在化解传统与现代矛盾张力中重构家庭伦理道德

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夫妻不和、代际关系异化、爱幼不敬老、啃老、虐老、奴老现象那么普遍？为什么那么多兄弟姐妹在婚姻危机中苦苦挣扎？为什么一些破坏别人家庭的“插足者”当了“小三”还理直气壮？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问题本质的话，就不难发现：应该是家庭伦理道德出了问题，而家庭伦理道德出问题根本原因应该在于社会存在的变迁、文明形态的转型，在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转型引发的矛盾冲突。因此，以社会转型为切入点，以家庭伦理道德文化的历史嬗变为主轴，思考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缘起、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张力的扩大问题，探讨缓解、化解传统与现代矛盾张力、重构新的家庭伦理秩序的思路和对策，对于促进家庭和谐以及社会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缘起于“异时”文明之间的差别

从词义上讲，传统是指“过去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特点的某种思想、作风、信仰、风俗、习惯等。”[1] 现代是指我国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时期。”[2] 在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视域中，传统一般指的是传统社会，现代指的是现代社会。这里我们所说的传统，特指我国传统社会中形成、沿传下来的社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规范规制、思想文化、家庭伦理道德等等。所说的现代，特指现代社会所需要并产生的追求时尚、时髦、新潮等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显扬个性、强调自主自立、平等自由等思想及家庭伦理道德。所说的矛盾指的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 “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与现代的家庭伦理道德之间，本来就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缘起于社会存在的历史变迁，缘起于“异时”文明之间的差别。

首先，从人类社会变迁的纵向过程来看，现代与传统具有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现代社会萌芽、孕育于传统社会，它作为传统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与传统具有骨断筋连、血脉相通的内在规定性。现代家庭伦理道德体系中必然有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中带有普适性文化的保留和继承。比如《易经》中总结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善不积不足以成名”的经验教训 ，并给人们提出的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告诫，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瑰宝，不仅具有有穿越时空的力量，而且还具普适价值，在传统和现代社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其次，从社会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来看， 传统与现代又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根基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赖自然力、顺应自然的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的社会存在，就决定了自古以来民间敬畏天地的信仰，形成了“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经·文言》 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范。农耕文明的突出特点之二，就是以家庭为单元从事生产以及其他活动，以血缘关系形成的族群为组织，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社会生活方式等等。这种封闭式农耕生活方式，促使了特定伦理关系的形成，这种特定的伦理关系——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与自己亲属差别，有近到远，由厚到薄，一伦一伦向外扩张。在这种伦理之网中，夫妻关系处于核心位置，最近的一伦是父（母）子（女）关系，其次是双方父母关系，而后是家族、民族、国家等等。这种伦理之网被儒学归结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并根据《易经》中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的秩序建构了处理五伦关系的道德规范：“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悌，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又称 “十义”。汉代之后，这五伦“十义”又进一步强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并上升为一种制度。

现代伦理道德文化的基础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机械化、电子化、社会化、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工业化经济，替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赖自然力、顺应自然的自然经济。这种以科学技术为推手、以追求更多物质财富为目的的工业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文明，使人们在不断破解自然现象之谜中消解了对天地自然的敬仰，强化了人们对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的自信，强化了人们对自由自主、公平正义的意识和对物质、金钱的崇拜。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最大区别之二，就是工厂化、企业化、市场化的生产经营，替代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元农耕生产。这就使很多劳动力从土地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有了流动和迁徙的自由，有了向城市聚集的可能性，也使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开放，需求更加多样，舞台更加宽阔，竞争的对手也更加多元复杂。这种开放的、自主自由的、充满竞争的、以物质财富增长及赚钱赢利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以平等、自由、人权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家庭伦理道德的形成。可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文明形态（社会存在）决定着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与现代的家庭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缘起于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别。

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张力扩大于社会转型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之中。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与现代化的价值观、道德观不仅存在矛盾，而且矛盾张力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表现：传统中国在敬畏天地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一张细密的、关照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进入角色、实现自己价值、获得认同感和幸福感的、有序的伦理关系之网和德行规范之网被撕破，原有的伦理秩序被打乱，不少人找不到自己位置，误判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拜金拜物，吃喝嫖赌、无责任心；不少家庭角色错位，传统的孝道观念被被严重颠覆，子孙成为家庭“核心”，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异化为子孙的臣民；在一些人那里，养老侍疾、敬亲尊长、敬老爱老之心已被物欲、利益湮灭；感恩、责任、行孝等孝道意识变得异常淡漠；弃老、虐老等不孝行为频繁出现。究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应该是社会存在的变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中出现的失当行为。

首先，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使传统和现代之间矛盾凸显。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开启于近代，从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西方科技文明带入中国那天起，西方的科技文明及科技理性在中国虽然历经抵制、几经被“驱逐出境”。但是，它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一种新的生产力，以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及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冲击着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唤醒了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需求。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科技力量优势的不断显现，越发映衬出封建社会的弊端。因此，在20世纪初中国开始形成了“格致”与“科学”并用的局面。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决定大学的“格致”改为“理科”，传统的“格致”逐渐被“科学”所取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开始被尊称为“赛先生”，并把它与尊称为“德先生”的“民主”，一起列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两个轮子。此后，中国便启动了“开民智”的解放思想运动，进而也启动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变革，开始吸收西方科技文明，以科学引领工艺改造、工业发展等等。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传统的、封闭的、稳态的封建秩序开始松动，建立在这种社会存在基础上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开始受到冲击，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凸显。

其次，文化转型以及转型中出现的失当行为，使传统和现代之间矛盾张力不断扩大。文化的转型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必然引发的、是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应然，应该顺势而变、遵循规律。但是，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两次文化革命或文化转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失当”行为，这些“失当” 行为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张力开始扩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在高扬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推动人的自由和解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这次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良莠不分、矫枉过正问题。而20世纪60年代到70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是“斩立决”。当时，全国上下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浪潮。在批儒批孔斗争中，一方面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在对民众的教化中以斗争哲学替代传统哲学，以“亲不亲阶级分”替代传统道德、处理伦理关系。如此等等，文化革命的行为失当，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持续发展和传承的断裂，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邓小平同志进行拨乱反正，但是，还没等人们对以往的文化断裂进行修复和弥合，西方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文化，又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随着解放思想运动，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及西方科技文明的不断引进，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随着全球化进程等，逐渐渗透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侵入中国人（尤其是新生代）的精神世界，甚至成为部分人的信仰或精神支柱，人心的天平开始向金钱、物欲倾斜，金钱成了“人伦”、人际关系的重要尺度，感恩、行孝、责任等不同程度地笼罩着铜臭；在一些人哪里，敬老、养老、侍疾等正常的孝行却与金钱、利益形成畸形链接，为了金钱父子反目成仇，为争利益兄弟姐妹对簿公堂，有些子女为了自身所谓的幸福和利益弃老、虐老等等，这种严重的物欲化倾向正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矛盾张力加大的表现。

三、重构家庭伦理道德需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张力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存在，推动中国社会健康发展不仅要正视和直面这种矛盾，更要着力解决这一矛盾。当然，事物矛盾的解决方法一般有三种：一种是矛盾双方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中同归于尽，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一种是矛盾双方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中一方战胜或吃掉另一方，一胜一负；一种是矛盾双方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中存异求同、相互融合、相互改造，在相互融合、相互改造中获得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从而达到协调发展。在当今中国的家庭伦理道德文化建设中，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双方同归于尽”或“一方吃掉另一方”都不是科学、可取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促使双方在存异求同、相互融合、相互改造中缓解和化解张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家庭伦理道德文化的融合发展、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我们秉承理性精神，既要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认识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又“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的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3] 同样，对待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文化，我们也应该坚持辨证态度，既要注重汲取其精华，又要坚持与时俱进，立足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实际进行不断创新。

首先，要认识到产生于农耕文明、根植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家庭伦理道德文化，尽管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制度的变迁被边缘化、非主流化，但这并不意味其合理性或必然性完全丧失，更不意味着其价值的终结。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的生产方式社会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信息交流网络化、价值追求多样化的今天，它仍然具有规范人伦秩序、整合社会关系、凝聚社会力的量独特功能，对有效解决转型期出现的社会失序问题、医治“现代病”等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其一，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文化倡导的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及延伸出的知恩图报、不忘师友等理念，对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文化倡导的“长幼有序”的理念，对于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稳定，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文化推崇的忠君、报国、敬业等理念，对于凝聚社会力量具有重要价值等等。

其次，要根据当今正处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利益博弈渗透到每个角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同各种亚文化并存并不断发生冲撞、冲突和融合的实际，改造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建构适应时代要求又不忘根本的新型家庭伦理道德。一要对传统的“三纲五常”进行改造，把现代的民主、平等理念植入传统的“五伦”“十义”道德规范之中，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中单项度的惟命是从关系，还原到《礼记·礼运》中所说的“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悌，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关系，并把父子、夫妇、兄弟、长幼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升华到互爱互尊的双向互动关系。在民主平等基础上建构新型家庭伦理关系。二要研究家庭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孝道，探讨孝道的善性本质，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点。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变迁及历史发展中，“百善孝为先”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华夏民族普遍的家庭伦理道德信念，孝道在民间的传承中从来没有中断过。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凡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孝道文化影子，对父母不敬不养、对兄弟间不仁、不义、不和，都会受到道德谴责。这就是化解传统与现代矛盾张力，融合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道德文化的一个很好接点。三要广泛研究多元异质文化，在研究中异中求同、多中求一，学习、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元素，实现家庭伦理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合。四要寻找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点，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发展家庭伦理道文化，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当中加上孝敬父母为荣，虐亲不孝为耻等等。以弥合文化断裂，使家庭伦理道德文化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植入政策制定及制度设计之中。

总之，建构适应时代要求又不忘根本的新型家庭伦理道德已经成为迫切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在以资本的逻辑拉动发展的今天，在重视物质利益成为普遍现象的当下。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张力，重构家庭伦理道德，既要要守望孝道、弘扬孝道文化，着力解决代际关系异化、爱幼不敬老、啃老、虐老、奴老问题，又要以法律守卫道德底线，对破坏家庭的“插足者”形成人人喊打之势。还要着力在民主平等基础上建构互爱互尊的双向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