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角色伦理视域中家庭道德的进路与意蕴
儒家文化历史悠久，期间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制度变革不已，但直至现代人的人生态度、看问题的方法，生活习惯，甚至姿态和表情，很多都源自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中，仍然是一股活力，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具有其中心性，也可以说有其普遍性”。这成为其“非凡力量”的实证。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中这句话明示了儒家的核心思想，“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在于人的提高和完善，也就是以修身为本。” 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其道德文化以人性和孝敬为主题，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根本。因而，儒家传统与西方基于“原理”（超绝的）与“德性”（个体的）概念截然不同，其伦理体系将家庭亲情作为培养道德品质的起点，并“将其视为它所认为的道德生活的判断基点”，以构建“具有创新性、令人兴奋的道德生活愿景”。近现代不少儒学大家和伦理学人在这方面多有学术建树，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新近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一种。
一、家庭道德认知的前提
儒家角色伦理将家庭亲情作为培养道德品质的起点，家庭道德及其经验即成为构建其伦理体系的重要基础。早期儒家传统形成的角色意识、现代哲学观念所做的主体分析和现实生活经验的回归皆是其重要的认知前提。
1.责任角色意识
早期儒家对于人的社会角色的认知，表现为“人”“士”“儒”三个层次：一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禽之分”和人的责任及使命意识，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士”的阶层意识，三是（更小范围）身份意义上的“儒”。①就伦理学意义上“人”的角色而言，林语堂先生提出过“人的标准就是人” ②的命题，前一个“人”即“人禽之分”之“人”，后一个“人”为“仁人”之“人”。所谓“仁者，人也”。（《中庸》）“仁”的意义，从文字学意义讲，其构成是“人”加“二”（所谓二人为“仁”）。其中显然涵有关系性隐喻。儒家角色伦理理论认为，人是家庭与社会的一个角色，一个具有责任及使命意识的伦理角色。人的责任首先是“修身”和“齐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大学》）修身在于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和“齐家”互动互用。其次的“治国”和“平天下”，自然是“士”和“儒”这两个层次社会角色的使命，但须“人”这一基本角色“先齐其家”“先修其身”的经历和经验。没有“修身”“齐家”的经历和经验，何以承担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使命？这样的逻辑关系充分体现了角色伦理构建中“人”的道德之于家庭道德的重要性。
2.经验主体特质
儒家角色伦理理论认为，儒家知识不同于亚里斯多德的知识逻辑（利用分析法抓到事物本质），“是从与某一特殊情势相关的一系列特殊条件总体开始，终点是通过运用一种修养而得的想象力，去努力取得最理想的效果”。儒家角色伦理行为“服务于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必然“要求这样一种整体思维”。显然，这里所谓整体思维反映的就是伦理学意义上“人”的各种关系样态和伦理行为，即“各种特殊角色成为约定俗成的各种关系样态，呈现为家庭与社会的生活——作为儿子、教师、祖母、邻居等我们离不开的各种生活角色”，如此样态的关系“一经存在，则家、国繁荣兴旺就是我们根据这些关系条件所能成就的最好状态”。儒家角色伦理做这样的描述，“示意着家庭与社会角色本身含有的规范意义”“指明恰当作为的方向”。这就进一步表明，不仅儒家知识不同于亚里斯多德的知识逻辑，而且儒家道德也不同于西方伦理（诉诸先验存在的标准——先验存在的原则，先验存在的理想，先验存在的概念；诉诸假设推定的客观原则或者仅仅诉诸理性选择），“而是经验的现象学，根据它做判断决定：一种具体特殊行动对于加强我们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结果”；“把家庭情感作为培养道德能力的切入点”，并且将家庭道德这样的“普通经验视作起点，也将其视为它所认为的道德生活的判断基点”。③这等于说，在儒家角色伦理体系中，家庭道德经验成为主体。
3.日用生活源泉
儒家角色伦理理论认为，儒家不同于某种形而上学原则化基础（采取孤立化、确定出某种行为规范，然后运用它，以此做出对恰当道德行为的判断），而是“回到对恰当行为的调查研究，对具体日常事务中的改善性进步做出评定”，而且“应当服务于人的日常经验， 以君子之行为途径进行改造”。应该重视的是，这里不仅仅说的是道德的功用，而且还在说对“生存生活经验整体性的回归”，即日常道德经验的回归。由此，儒家角色伦理进一步肯定了“家庭关系作为道德能力取之不尽的源泉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为何强调回归日常道德经验？安乐哲认为，这是“抽象与具体之间重建的一种恰当的平衡”。谙熟儒学者一般都知道，儒学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其形而上治国理政之学，而是其形而下日用之学。“儒学这只无形的手无时无刻指导、支配人的为人处事、日常生活、行为活动、所思所想等，它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参与的”。“日用”，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家庭关系何以成为道德能力的源泉。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于两千年来中西哲学的存在者化的“形上-形下”观念架构的突破，对于“存在”的“生活”及其“生活感悟”（生活情感、生活领悟）重新发现和揭示，并在此本源上对于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的重建。
二、家庭道德构建的进路
儒家角色伦理将家庭亲情作为培养道德品质的起点，并“将其视为它所认为的道德生活的判断基点”，提倡一种人要努力活得有德性的路径，以构建“具有创新性、令人兴奋的道德生活愿景”。由此，家庭道德构建呈现出近情修身养成、亲情德行互用、忠恕人性延展等进路。
1.近情修身养成
儒家的礼仪之道与仁义之道，始终都强调“修身”的过程。“修身”是从“近情”开始的，“近情”即个体培育并保持对情境的敏锐感知，对他人恰当的感性反应，也就是心境养成，或者叫情境合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孔子从未给出关于“仁”的明确定义，也“不肯把仁字用来具体指某个真人”（虽然也曾经举过“仁人”的实例），而是经常把“仁”字描写为一种心境，描写为人所“追寻”所“获得”的状态，心情宁静时的感受，心情中失去“仁”以后的情况，心中依于“仁”的感受。心境产生于环境，“修身”过程中心境养成的常态环境就是家庭情感和家庭经验。也许，孟子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上》）“居于仁”犹“居于室”。社会伦理德性、个人的德行，皆根源于“仁”，而“仁”是根源于“孝”“敬”“爱”“慈”等家庭道德的。这是否意味着，养成心境的家庭情感和家庭经验是家庭道德养成的必要条件。这也许就是学界曾经讲过的“伦理心境”说。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把孔孟之学作为经验伦理来讲，特别是将孔子哲学之天伦、人伦讲成“伦理心境”，是以西方哲学主流作为参照系，以伦理学取代道德概念，曲解了孔子哲学传统。这是与家庭道德“近情修身养成”的进路相龃龉的。
2.亲情德行互用
中国社会既不偏重个人，也不偏重社会，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伦理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中，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包含着情感交流、互尽义务的成份。儒家角色伦理有一种“‘肩负角色’的人”的观点，认为把人视作当然关系中的人的时候即成就了“人”角色的社会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这是出于发掘人类经验实在条件的内在可能，也是儒家哲学的当代价值。这里所说的“‘肩负角色’的人”所处的关系即指家庭关系。家庭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霍布斯所说的支配关系（母系论或父权论），是洛克所说的契约关系，还是康德所说的物权关系？支配关系当然是人身依附，契约关系与物权关系看似平等和正常，却不一定是道德的。儒家道德的根基是家庭情感和亲情关系。“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倡导“子为父隐”与“父为子隐”，体现了家庭成员之间享有的忠诚、信赖关系。此外，“孝悌”更是儒家伦理中家庭道德突出和关键的内容，反映的是双向责任。孟子认为，一个人仁爱的对象大体区分为“亲”“民”“物”三类，而触动仁心的最方便、最直接的媒介是对身边亲人的爱的投入，这是仁心成长的最坚实的基础，所谓“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一类“仁心”即亲情德行。亲情德行互用，即亲情双向责任。
3.忠恕人性延展
孔子认为，人的仁爱之心表现为忠恕之道。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关心帮助别人；恕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尊重人体谅人。“尽已之谓忠，推已之谓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忠恕”人性的延展体现了人性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忠恕”人性的延展，或如《大学》由“修身”“齐家”的自家责任推广为“治国”“平天下”的高远使命；或如《孝经》“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使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从最具体的呵护自己的身体开始，再使之外延，直至取得光宗耀祖的荣誉；或如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由已及人、由内及外、由近及远、推已及物，直至“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 （《孟子•尽心上》）的天地境界。儒家角色伦理理论认为，“忠恕”人性延展作为家庭道德构建的进路，在于“把家庭情感作为培养道德能力的切入点，角色伦理是个人成长途径，是从具体、较为偏颇的关系，向外开始与延伸，前进的方向，是在总体上保障社区更为公正的纽带。在这一儒家视野中，实际原则与根本价值的出现，来自对恰宜行为具体事例的总结。”这方面，林语堂先生有一个观点，认为这是由儒家合乎人情的思想演变出的“以人作人的标准”，而孟子“人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上》）的人性本善理论正是从此义引申的，这正是“中国人所具有的可爱之处”。
三、家庭道德观念的生成
“意义生成”是儒家角色伦理吸收怀特海过程哲学所提出的观点，即认识到“做人的最高境界的问题”时，就会发现“人的关系的开放性使某一家庭、某一邻里闾巷充满意义。或者更生动地说，人的关系开放性使在根本上交织不分的关系呈现一种‘意义之状态’”。⑧儒家角色伦理体系中家庭道德生成的“意义状态”主要体现为生活观、人生观和教化观。
1.礼俗内化生活观
儒家角色伦理理论认为，儒家哲学“将普通经验视作起点，也将其视为它所认为的道德生活的判断基点”。儒家角色伦理之家庭道德因此“被视作一种具有创新性、令人兴奋的道德生活愿景”。儒家角色伦理所谓“道德生活愿景”，梁漱溟先生称之为“儒家生活世界”。梁漱溟先生提出：“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并倡导大家“来作孔家的生活”。如果儒家角色伦理的“道德生活愿景”只是生活伦理的一个理论框架，那“儒家生活世界”就为之展现了活生生的伦理生活。“儒家生活世界”理论认为，中国社会由伦理关系而生的伦理秩序，其实质是礼俗。人与人的关系中，有三个层次的交往方式，一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礼俗交往，形成“礼俗世界”；二是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民主交往，形成“政治世界”；三是在精神生活中形成的生命交往，形成“生命世界”。如前所述，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中，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包含着情感交流、互尽义务的成份，“礼俗世界”则“以儒家礼俗规范人们的行为，给人以道德理想”。“礼俗世界”是家庭道德形成的环境（如家训家戒家规），“礼俗一旦内化于人心，就成为人的第二天性”（相对于儒家的性善、性恶说，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称为“人的第二道德”）；进而“成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化成个人的习惯或习性”，真正成为家庭生活世界之家庭道德的一部分。这与儒家角色伦理的“道德生活愿景”应该在同一范畴之内。
2.有情调和人生观
儒家角色伦理理论认为，“儒家思想不是诉诸一套什么外在的‘客观性原则’，而是提倡一种人要努力活得有德性的路径。这种活法，是在家庭和人群当中的，是成就所谓人与人‘仁’的关系行为，”“使人致力于追求对自己所做一切事业理想境界的恰当性，这是一种在自己所具有身份角色上、各种关系上，发挥个人天赋的努力，为的是尽力达到人生之最大意义”。礼俗的生活是有情的生活，礼俗的人生也是有情的人生。“礼俗世界”中，以家庭亲情为起点，内化为德性的礼俗，是人的道德生命，是内在生命的自然显露，是生命力的迸发。在“礼俗世界”里，“人们常常不思而行，自然地做出判断。一旦有人做出反常的行为，周围的人马上就会感觉到这种反常性”。梁漱溟先生说，孔子的礼乐的作用在于“不但使人富于感情，尤特别使人情感调和适中”。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把人视为礼仪性的存在。“礼俗世界”造就了“礼俗化的人生”，这应该是儒家角色伦理所谓“人生之最大意义”：“不仅是善的、向上的人生，而且是美的、艺术化的人生，”“礼仪就是让每个人的生命力出来”。⑤富于如此生命力的人生，情感自然调和，是为真；心态积极向上，是为善；行为主动有致，是为美。真善美相通，即可实现儒家角色伦理所谓“活得有德性”的主张和“理想境界的恰当性”追求。
3.家庭道德教化观
儒家角色伦理理论认为，家庭道德“是有教养的想象力，汲取我们所有人文资源中的滋养，教我们谨言慎行，使我们可充分调动一切潜能，在我们的关系之中达到最理想的状态。”“通过家庭‘角色’与关系进行教养才是真诚的。家庭才是在人的一切‘身份角色’与关系中所实现的‘礼’的本源的和必不可少的基础。”家庭道德“在关系中的成长”是一个道德教化过程，在儒家角色伦理体系构建中是极为重要的。基于礼俗生活和有情人生，更具普遍性的社会道德规范是“五常”与“八德”。仁、义、礼、智、信五者为人生常道，依此而行，做人才能为君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为人生常道之扩展，唯此才可使乡里有良风美俗，使国家为礼仪之邦。“五常”“八德”内化为德性的礼俗，“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膺服”。儒家推行道德教化有多种途径，宋明时期，社会讲学风气甚浓，其旨趣或者出于学术，或者出于道德，或者出于现实。有文化的家庭设立家训家戒家规，多数人家的家庭就是道德学校，更多的家庭靠家长言传身教。在“礼俗世界”中，这样的家庭教化在于道德旨趣，也最为基础。家庭道德教化提倡五伦之教：“父子有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重点是孝道。人们从小在“五常”与“八德”的氛围中长大，所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体现了儒家文化传统中家庭道德教化产生的强大伦理和凝聚力。儒家道德文化传统中，家庭道德占据了核心地位，家庭道德经验最为直接和丰富，成为人生最基本的经验。儒家角色伦理将家庭亲情作为培养道德品质的起点，以人性和孝敬为主题，彰显了家庭道德构建及其经验的重要地位。以家庭道德为基础构建伦理体系，体现了对人性成立与美好生活实现的根本意义，其价值追求不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与当下社会所面对的家庭功能失效、社群（集体）关系瓦解、家国情怀缺失等问题也十分相似，其所倡导的人伦道德构建和解决之道比以往任何时候也更有意义，可为解决当下人们普遍面对的道德困境提供现实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