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晨虹：道德是经济活动合理有序的重要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人类的经济活动由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道德理性发挥着什么作用？国际学界对此有何看法？

葛晨虹：人们的经济活动必须依靠一定的经济模式来进行。当人类社会基本实现“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人们的经济活动已到了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市场经济。这种模式的生成，不仅因为它自身效率的客观性，也是人们道德理性对公平价值原则选择的产物。 

无论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还是70年代罗文斯与诺齐克的争论，都是人们对现实经济模式价值设计的典型表现。罗文斯和诺齐克更是直接触及到了具体经济体制结构的价值选择和规范原则。虽然，他们对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设计有所不同，、平等、诚信等道德理性至关重要。没有道德价但他们都承认经济发展中自由值的关切和道德理性前提基础，就不可能有合理有序的经济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法律、道德等“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 

葛晨虹：就经济主体的外在制约而言，市场经济可谓法制经济；而就经济主体的道德理性而言，市场经济又可谓道德经济。市场经济中的客观必然性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人们的道德理性是把握这只“手”的价值向导。市场经济的普遍法则是依靠利益驱动、价值规律的杠杆来促进市场竞争，借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有合法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利益关系体系，也不可能摆脱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经济行为除了会受到利益机制和经济规律制约外，还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 

道德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意识，特别是作为人内在的一种价值观和自律精神，无时不以市场主体意识的特有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动机和行为方式中，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根本导向作用，从而使以赢利为内容的纯经济行为具有了应有的道德价值属性。 

 市场失灵源于价值引导欠缺 

中国社会科学网：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市场失灵等现象的存在，应当与市场调节自身的不足有关。 

葛晨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往往在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他所考虑的并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他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他总要达到的目的”。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如果不注重道德理性的基础性作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人们的金钱物欲膨胀，使人片面地发展为经济人。实践证明，仅凭借这只“手”，是不能绘出经济建设的美妙图画的，市场的这种失灵和缺陷，实质上就是市场主体道德理性的匮乏，以及价值合理性引导的欠缺。 

人们的道德理性内在地通过市场行为与经济运作相一致，就可以自觉修正和恢复市场的功能性缺陷和紊乱，使人们的道德功能与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则共时共生地统一起来。这样，人们经济活动中的道德理性既不是强加于市场经济的外在说教，也不是盲目顺从市场经济自发运作的行为规范，而是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规定，成为约束和引导经济主体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市场经济价值合理性、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模式的根本保证。 

中国社会科学网：国际上对于市场调节的局限性，都有哪些代表性的研究？ 

葛晨虹：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期，经济学界用“边际效用”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把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学说推到了新阶段。特别是“帕累托佳境”论点，描绘了一个在抽象竞争条件下，市场规律会使社会资源有效自动达到最佳配置境界。帕累托佳境所包含的“完全竞争”、及“交易费用为零”等，隐含着守信、公正、平等等道德理性前提。 

20世纪初期的西方经济危机宣告了“市场神话”的破产。3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全力分析市场缺陷，思考国家调控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福利经济学以外部经济论为基础，研究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现象，认为市场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控不够，必须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力量。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革命”，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由祟尚自由放任的市场理性转向对政府干预能力的信任。 

市场经济发展中伦理学不能“失语” 

中国社会科学网：可以说，在理论研究和社会现实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发展中需要市场和调控结合已成为共识。 

葛晨虹：是的。由放任自由到政府干预，由弱政府到强政府，再到对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关系的均衡思考，这种演变表明，自由市场和社会理性宏观调控相结合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即，人们已察觉市场理性必须同时依赖超越市场理性本身的社会理性加以调控，而社会调控的依据相当多就来自伦理的“应然”理性。社会为什么要宏观调控？依据什么原则进行调控？这一切问题都要从真善美中的道德理性视角得到指导。各种现代经济学说，都力求对政府干预和市场规律做解说，提供对策并从道德上论证其合理性。而许多伦理学家从道德理性视角来论述自己对经济和社会调控的主张，由此不断加深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道德理性思考。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实然走向应然的理性通道。 

相对而言，目前经济学的话语权在中国发展中非常凸显，以至于有学者在关注研究“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事实上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设，效率主义的偏执，市场理性对道德理性的排挤，都对社会价值思潮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由经济理性过度衍生出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也在消解着人们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和人类精神赖以支撑的意义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网：以道德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当发挥何种作用？ 

葛晨虹：伦理学作为真善美视界中专门研究善应然价值的学科，显然不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被排挤或“失语”，在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公平正义问题的时代思考中，更应该努力出位“在场”，伦理学的社会话语权和影响力，经济伦理学的创新发展，一定与它积极关注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能力相关。 

社会在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经济伦理学会面临不尽的诸如效率与公正、财富权力与成果共享、物欲与人生意义之类的权衡问题。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必须构建起“实然”与“应然”间的桥梁，如果我们确认存在某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那和我们伦理学在经济问题中的发言不够有关。而这也就意味着，伦理学“应该怎样”的语境范式和思维视角，应更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多发声和产生应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