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俊杰：战火洗礼让我更加懂得感恩和责任

1958年，我揣着一厚本祖父抄写装订的文摘，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无线电专业。1959年，我参军当上文艺兵，挎包里装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奔赴遥远的喜马拉雅风雪高原。我经历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文艺兵也要参与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需要演出时，我们就在雪地、草原、哨所、阵地为藏族同胞和战士们表演节目。晚上，我们就在羊圈、牛圈、马厩、汽车轱辘底下，裹着军大衣，把帽耳朵放下来，躺在地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眉毛和帽檐上都覆盖着一层白霜。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远远看到一股浓烟飘上天空。大家摸索着前进，走近了才发现，浓烟是边防五团副团长乘坐的小吉普车燃烧产生的，车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不远处的土丘上有很多弹壳，副团长他们被敌人伏击牺牲了。敌人把油箱中的油泼到车上，点燃了汽车。当时我们没有像现在影视剧里表现的那般嘶吼、嚎啕，但每个人都对敌人充满了仇恨，保卫祖国边疆、为战友报仇的决心在每个人心里涌动、激荡。 

再后来，我考取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做记者、编辑，我常深入到部队的最基层，和战士们一起坐潜艇入深海，乘飞机上蓝天，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军队、对国防的理解。1976年，我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员。当时八一厂有很多名家名将，比如著名编剧徐怀中、史超、黄宗江、陆柱国等等，和他们接触，哪怕只是平常聊天，我都感到大有收获。 

这些经历都是生活赋予我的积累，为我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队，感恩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更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文艺工作者不能高高在上，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才能获得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我曾经到赣南红色苏区采风，听说了一位老奶奶的故事。这位老奶奶和丈夫结婚后第二天，丈夫就随着红军大部队长征了。后来，她的丈夫牺牲在长征路上，但老奶奶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一直在等待丈夫回来，直到去世。我亲自参与了这部专题片的编写录制，并给这部片子起名为《红土地上的望夫石》。老奶奶盼夫归的形象、凝固的眼神，就像是红土地上伫立的石刻雕像。这个故事就是从生活中来的，如果不是深入基层，可能连片名都想不出来。
我拍军事题材电影的时候，经常告诉演员，把时髦的名牌服装都脱掉，换上戏服，不管是扮演八路军还是红军，都要实地去体验艰苦的生活。真正接触那里的环境后，强烈的反差本身可以让演员更加理解、更加靠近所扮演的人物。

很多人问我，对年轻导演、编剧、演员有怎样的期望？现在国家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期望年轻一代的影视工作者，能真正坚守中华文化，热烈拥抱现实生活，同时汲取先进的电影艺术理念，把国产电影、电视剧拍得更加精彩，不但服务于祖国和人民，而且能够更好地走出去，向世界艺术化地讲述我们中国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