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丹：中国经济伦理学40年: 历程、创新与展望
（作者：张志丹，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回首人类历史，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是思想之源。伟大的时代往往需要伟大精神力量、道德力量，也必将产生适应并引领时代的伟大的伦理学。改革开放40年，是一个物质财富飞速增长的伟大“经济”时代，也是一个我国文化软实力迅速提升的伟大“伦理”时代。人类经济行为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经济伦理问题，而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经济伦理思想与实践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中诚然存在着经济伦理的意蕴，可是，经济伦理学学科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来说都缺乏产生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经济伦理学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思想文化沃土，借鉴西方伦理文化的精华，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事实上，中国经济伦理学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思想描摹，而且是对其的理论回应和“伦理学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内容是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问题和矛盾，而形式则是中国经济伦理学的概念、命题、逻辑和范畴等等。由此可以说，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创新，主要不是“自说自话”“自我圆融”的“新”，而是创新性实践的“思想折射”；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经济伦理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僵化走向繁荣，这种新的时代之风和经济改革的实践走向极大地预设了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走势、议题设置和可能解答。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经济支撑的伦理学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没有伦理学考量和关怀的经济健康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在精神上、学术上并未立刻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历经几代人的砥砺拼搏，中国经济伦理学由萌芽、形成阶段，逐步走向繁荣、发展阶段。从功能来看，经济伦理学既是时时批判现实的“啄木鸟”，也是事后反思现实的“猫头鹰”，还是大胆预言未来的“高卢雄鸡”。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阔步前进，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这背后离不开中国经济伦理学的伦理约束与价值引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互动、经济与伦理的张力，是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密码”。中国经济伦理学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学术旨趣由“宏大叙事”转向“细小叙事”，由“教条优先”转向“价值优先”，这种思路转换迅猛发展，绵延扩展至今，在学科体系构建、基础理论研究、现实关怀与对策回应、思想史与跨国比较研究、专业书刊出版与外文著作译介、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运转等方面成就斐然。中国经济伦理学确立了其在当代中国伦理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在当代中国应用伦理学中成为“旗帜”和“显学”[1]。
一、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发生学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中国经济伦理学根植于中国大地和中国传统文化，紧跟世界潮流，借鉴西方伦理文化的精华，诞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至今已经走过了萌芽期、形成期、繁荣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
1. 萌芽期：问题的提出与初步解答（1978—1991）
经济伦理学能够萌芽，是因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现实生活中经济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这对人们已有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相关问题包括：经济、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是否有伦理道德内涵？赚钱是否需要遵守伦理道德规范，或者说，是否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伦理道德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是“干扰性因素”或者“可忽略不计的因素”吗？企业在经营中是否需要遵守法律之外的道德？……
诚然，如果就思想营养来说，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文化中存在大量的经济伦理思想，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在具有经济理性的同时，也具有道德理性，这些伦理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经济伦理学的文化资源。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们对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而言不是“源”，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是“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伦理学仍然受到极“左”思潮的极大影响，其发展不可能径行直遂，应用伦理学更不可能破茧而出。然而，中国伦理学在面对时代问题的时候，必定充满着内在挣扎，是高高在上、不愿屈尊，或者躲进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还是放下身段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过，这种挣扎为应用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做了准备，后者也在此过程中不断酝酿。王昕杰、乔法容编著的《劳动伦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劳动伦理的专著。王昕杰、乔法容编著的《企业伦理文化——当代西方企业管理的新趋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研究企业伦理的专著，初步构建了企业伦理的体系与框架。总体上看，此时，伦理学界主要只是研究关涉经济伦理领域的本体论追问、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企业与道德的关系、“发家致富”的伦理底线等问题，并且，这些思考只是宏观的、粗略的、零星的，最多只是提纲挈领式的“宏大叙事”。同时，现实中许多问题尚未展开，关于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弄清。
显然，这样的理论状况难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要求，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呼之欲出。这一时期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的学界代表人物有：东方朔、许崇正、戢克非、乔法容、王小锡等，主要聚焦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检讨，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伦理问题。作为学科体系的经济伦理学尚处于“萌芽期”。
2. 形成期：专著出版与学科奠基（1992—2000）
1992年，我国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伦理学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中“市场无伦理”“经济无道德”“为富不仁”等经济伦理问题呈现出“井喷之势”，经济道德危机事件，特别是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事件屡禁不止。对此，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纷纷呼吁防范企业 “野蛮增长”和遏制其“无德经营”。由此，为数不少的学者投身到经济伦理学研究中来，研究和思考市场经济的伦理文化供给或者伦理文化前提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是社会有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有足够的文化软实力供给。此外，他们也纷纷论证经济伦理的必要性或者理论和实践价值，论证市场经济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孔子、孟子、墨子等的经济伦理思想）。值得欣慰的是，学界初步构建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王小锡的《经济伦理学论纲》（《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中国经济伦理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等论著问世，后者被认为是标志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正式形成的里程碑式的著作[1]。这一时期研究经济伦理学的学界代表人物有章海山、王小锡、乔洪武、乔法容、陈泽环和赵修义等，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学科正式形成。由此，可将此时期命名为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期”。
3. 繁荣期：原创成果迭出、具备国际视野（2001—2012）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国际性动因产生。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生态经济伦理问题、全球经济伦理问题等凸现出来，由此，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从理论向实践、从学界向社会渗透与辐射，日益繁荣。此时，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过度追求经济发展和企业利润的发展方式导致社会问题时有发生。为此，围绕如何完善和推进市场经济，如何建构和谐社会，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全球化、跨国经济交往中的经济伦理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内研究成果的发表呈井喷之势，不少高质量论文、著作及教材出版。国际学术交流空前频繁，比如彼得·科斯诺夫斯基、乔治·恩德勒等国际著名学者频繁来中国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王小锡、陆晓禾、周中之、乔法容、郭建新、朱金瑞等学者也纷纷出国访问交流。学界围绕发展伦理、生态伦理、信息伦理、电子商务伦理等问题开展研究。学术研究呈现深耕思想史研究、厚植基础研究、注重交叉研究、突出拓新性研究的研究特色，出现了原创性的经济伦理学范式，诸如“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经济德性”“经济道德人”“道德经营”“国有资本人格化”“乡土伦理”等。这一时期研究经济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有章海山、唐凯麟、乔洪武、王小锡、周中之、乔法容、邵龙宝、龙静云、陆晓禾、王泽应、余达淮、朱金瑞、孙春晨、龚天平、李玉琴、汪洁、王露璐、刘琳、张志丹和阮航等，研究力量日益雄厚，研究分支众多，研究成果多有创见。由此，可将此时期命名为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繁荣期”。
4. 发展期：新发展理念与共同价值确立（2013—2018）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征程。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学界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经济伦理意蕴、经济伦理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价值”问题等展开了研究。与此同时，经济伦理学对外交流合作的良好态势继续保持。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伴随着中国走向强大，学术中国开始被着力打造，一些国内学者的经济伦理学原创性著作开始被翻译到国外，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比如王小锡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韩文版）、《道德资本研究》（英文版、日文版、塞尔维亚文版）、《道德资本论》（英文版、泰文版）等。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伦理学，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片面到全面、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确立了自己在伦理学谱系中的“显学”地位，成为应用伦理学中的“旗帜”。这一时期国内研究经济伦理学的代表性学者有乔洪武、王小锡、周中之、龚天平、余达淮、刘琳、张志丹、孙丰云等，团队建设、成果、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均有新发展、新突破。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国经济伦理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期”。
经济伦理学已经走进中国的高校课堂几十年，如今，也已经走向了实业界。今天，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呈现出开放性、创新性、包容性、实践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经济伦理学必定能够继续在服务现实、呼应和引领时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中的“显学”，最具思想活力和理论创新前景。放眼全球， 40年来中国经济伦理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伦理学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不仅为当代中国经济伦理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念和可行性对策，而且也为解决当代经济伦理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中国经济伦理学的主要学术贡献与创新观点
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学术贡献和创新观点，主要关涉经济伦理学的本体论问题与基本论域问题。下面进行简要的梳理阐述。
1. 经济伦理学的本体论问题
（1）经济伦理学概念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经济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矛盾日渐增多，由此伦理学研究聚焦经济与伦理的整合，提出了经济伦理学的概念、范式。这关涉经济伦理学的知识合法性问题。由于学者们的知识背景、兴趣点以及理论旨趣有差异，他们对经济伦理学概念的界定也见仁见智。以周中之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伦理学概念的界定有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的经济伦理学是一门研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决策、经济行为的伦理合理性及其经济活动的伦理规范的学科，狭义的经济伦理学即企业伦理学。而陆晓禾认为，经济伦理学是研究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标准、要求的关系问题的学科。在1994年发表的《经济伦理学论纲》中，王小锡在国内学界最早明确提出了“经济伦理学”的概念[1]。他认为，经济伦理学是“研究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完善人生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基本规律以及明确善恶价值取向及其应该不应该的行为规定的学问”[2]。由此可见，尽管学者的具体观点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认为经济现象与伦理道德是密切联系的，经济动机、经济行为、经济制度与相关体制机制需要伦理道德的必要约束和引领，这就是经济伦理学的理论主旨和存在的合法性空间。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学界同样存在着歧见，诸如“应用伦理学说”“实践伦理学说”“理论和实践双重特性说”等。而关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学界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三层次说”“四环节说”“三层次和四个环节的统一说”、五环节（增加“科学技术”）和三层次说的结合等。比如，赵修义认为，经济独立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动机在伦理上的正当性问题，经济行为要不要用道德来加以规范、用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加以规范的问题，经济体制在伦理上的正当性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经济伦理的主要课题[1]。
（2）经济伦理概念
关于经济伦理，我国学术界对此展开的研究已有数十年。刚开始人们一般把与经济活动有关的伦理问题都视为经济伦理问题。经过不断的深入研究，现在学术界对经济伦理概念的理解，大致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将经济伦理理解为经济的伦理。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其中东方朔、王小锡、罗能生、万俊人等学者都持此种观点。这些学者认为，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实践，他们侧重从经济活动自身出发来揭示其本质。如罗能生认为：“经济伦理就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伦理化反映，是调节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是主体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实践精神，是一定的社会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反映。”[2]万俊人认为：“经济伦理所关注的首先是人类经济活动本身的道德基础、道德规范、道德秩序和道德意义问题，其次才是为人们寻求合理有效的经济伦理策略或决策提供必要的伦理咨询或伦理参考，从而最终为人类及其社会的经济生活或行为达于既正当合理又合法有效的状态，提供独特而具体的伦理价值解释。”[3]二是将经济伦理理解为伦理的经济。这种理解是把伦理当作经济活动的道德前提或先决条件，强调伦理目标对经济的引导和制约。这种观点以许崇正为代表。他提出：“所谓伦理经济，就是人们以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评判、制约和指导人们的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4]三是将经济伦理理解为经济与伦理及其相互关系。这种观点把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起来理解，其与前两种观点不同之处在于把经济与伦理当作两个事物来看待。学界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章海山、孙春晨等。如章海山提出：“经济伦理，简单说来就是要研究和解决经济活动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研究和解决道德行为与经济活动的关系。”[5]
（3）经济与伦理道德关系
在健全的经济伦理视域中，“斯密难题”是一个伪命题，经济与伦理道德绝非不可公度、风马牛不相及的，而是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孙春晨认为：“经济与伦理是彼此相容的，经济活动本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家谈道德是“不务正业”，言下之意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现象中不包括，也不应该包括道德现象，否则即为非法僭越。与上述路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外学界亦涌现出一批“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应该具有道德关怀，道德力量是调控经济的“第三只手”。基于伦理学的研究旨趣，伦理学界普遍认为经济与伦理（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中国已经在进行市场化改革，所以，不少学者通过论证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即合法性），来为市场经济“立法”。比如，有的学者认为，要从经济伦理视角揭示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尺度和外在价值尺度。事实上，基于唯物辩证法，市场经济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因而具有建立的合法性，但这种正当性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如果过分夸大这种正当性，并将这种正当性作为“完全的正当性”，进而作为终极价值去追寻，恐怕难以立足。正是在此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虽然道德内生于经济，但是其又保持对经济活动的批判性、引领性。扩而言之，有的学者认为，从功能来说，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目的。基于此，王小锡认为，经济说到底是个道德问题，经济离开道德就无法理解。他在《经济德性论》一书中提出“经济德性”的观点，并做了系统阐述。
不难发现，上述观点的问题、视角不尽相同，涉及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自身的合道德性问题、经济现象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否是道德的问题、经济的道德根源问题、道德的经济功能问题等等。总之，学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加强了对经济伦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
（4）经济伦理学范畴
实际上，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抽象力是概念范畴建立的前提，而概念范畴又是经济伦理学建立的理论前提。经济伦理学究竟有哪些基本范畴？又涉及哪些非基本范畴？学界围绕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罗能生认为，产权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产权理论是全部经济伦理的核心，是整个社会伦理的基础[2]。有论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无论从道德的起源还是道德的保障方面来说，产权或产权制度都不是道德的基础，好的、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的构建才是让人们遵循道德的根本，而产权制度只是构成这个社会赏罚机制的众多制度之一[3]。姜迎春认为，公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章海山在《经济伦理范畴研究》一书中认为，经济伦理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应从市场经济的伦理定位切入，以“经济人”的抽象为基石，劳动和资本作为贯穿整个体系的一条主线，自由、公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竞争、诚信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保证，利益是整个体系的核心。他把经济人、劳动、资本、自由、公平、竞争、诚信、利益等范畴作为经济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来研究[5]。这是国内首次较为系统地梳理经济伦理范畴的专题性研究。
（5）经济伦理学的人性假设
无论经济伦理学是属于理论理论学、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济伦理的实现需要通过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来实现，因而经济伦理学也是经济管理学。管理涉及的对象是人、财、物，核心是人。要管人就要有对人的洞察，基于此，有必要提出关于人性的某种合理抽象或者假定。学界提出了涉及经济伦理学的五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单维的人性假设主要有三：“经济人”“道德人”“社会人”。多维的人性假设主要有二：一是经济人、道德人和生态人（法律人）有机整合的人性假设，二是把经济人与道德人整合的人性假设。从方法论层面来看，问题不在于抽象不抽象，问题在于何种抽象，如何抽象。米歇尔·鲍曼在《道德的市场》一书中提出了有望催生“经济人”的“道德人”，这种人不同于传统的、以社会价值取向为主导的“道德人”，而是以规范取向为主导的“正直者”。鲍曼的“正直者”与“经济道德人”有些接近。不过，遗憾的是，鲍曼并未明确将经济道德人假设作为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我认为，“经济道德人”是以弹性的互利为行动准则的互利人，不包括讲道德就不求利的人和讲经济就无伦理道德的人[1]。
2. 经济伦理学的基本论域问题
（1）道德的经济功能
一般来说，对于道德有无经济功能的问题，经济伦理学界并无争议，可是对道德究竟有何经济功能、有多大经济功能及经济功能如何发生等问题，分歧非常大。一种另类的观点认为，道德与经济发展是负相关的关系，道德阻碍而非“促进”发展。与之相反，王小锡原创性地提出了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理论，这些理论被认为是“富有新意地论证了道德如何使价值增殖，即道德何以成为资本” [2]。两个概念回答的核心问题是：道德是否有经济功能？如果有，那么这种经济功能究竟是什么？道德究竟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道德能否产生资本增值的作用？在王小锡看来，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生产力内含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科学的道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精神因素，因而能够变为精神生产力，支撑物质生产力。其次，王小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道德资本理论，代表性作品有“十论”道德资本等论文及《道德资本论》《道德资本研究》等著作。科学的道德具有多重经济功能，其能够成为道德资本的原因在于：一是实现人自身的完善，优化人际关系和生存发展环境，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二是道德可以提升经济主体的道德水平，激发进取精神和人际和谐、协作的合力，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有形资产的作用和效益。此外，王小锡还提出了企业道德资本的评估体系，以此对企业道德资本进行评估[3]。
上述理论的提出，在学界和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学术回应，其中质疑与褒奖并存。有学者以“生产力内部要素的关系非道德论”“道德作用过度论”为由，质疑道德生产力理论，有学者以道德资本会导致道德的功利化，道德资本并非实体资本为由否定和拒斥道德资本理论。实际上，道德资本提出者认为，道德要引领和约束资本，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资本，而非独自存在的实体性资本。可以说，道德资本、道德生产力概念是道德经济功能的真正的现实的体现，是学术理念创新。基于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透视和把握经济与道德的关联以及道德的经济功能。
（2）分配伦理
分配伦理是40年来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重要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分配伦理思想史问题，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分配伦理思想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分配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立足实践、平衡发展、公正分配的价值实现等方面。有学者认为，列宁晚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基本原理对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的分配活动重新进行了伦理评价，肯定“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肯定采用能实现农民利益的分配形式，肯定按贡献分配。
分配伦理学研究主要涉及四个层面：分配内容、分配客体、分配主体与分配程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伦理，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大不相同，如何适应新时期的分配问题，确立适切的分配伦理原则，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何建华的《分配正义论》认为，应该建构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并提出了市场内分配正义与市场外分配正义相统一的原则、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以此达到分配正义[4]。葛晨虹分层次、基于价值排序提出了分配伦理的原则：“平等原则”“对等原则”“补差原则”。此外，有学者提出采取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性制度安排、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以实现社会分配正义、保障分配原则落实；还有学者提出从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加以全方位的考虑，以实现分配正义。学界相关研究的共识在于，要求重视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处理，重视分配正义问题的实质解决。
（3）经济公平正义
市场经济发展可能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不公正等问题，这些问题激发了学界对经济正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经济正义的理解有多个维度。不少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审视经济正义问题，有的研究批判了布坎南、诺齐克、罗尔斯等西方学者的经济正义思想，有的研究分析了经济正义与道德正义、政治正义、环境正义、社会公正和全球正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刘可风认为，作为经济伦理学核心范畴的经济正义，可以从自主权利、合理分配、主体心态、人的本质等四个角度加以把握[1]。张雄认为，经济正义是指平等又有效率，主要涉及效率与公正问题，同时，只有解决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正义价值尺度的差异性问题，才能实现国际经济正义[2]。也有学者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从人性、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等视角来理解经济正义问题。最后，有学者还研究了微观层面的公平问题，他们指出，从经济伦理学视角看，私营企业收入分配公平是指分配遵循社会公认的公平道德准则和判断尺度，能体现企业全体成员利益共享，依据各生产要素贡献得其应得。唯有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公平观，加强政府监管，确立公平的企业分配制度，公平分配才能从理念变为现实。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学术争论，首先是关于公平（公正、正义）概念的问题。对此问题，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大多坚持“对立统一说”，也有坚持“矛盾说”。实际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具体实践中应该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学界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和探讨。韩庆祥主张实行按能绩分配的分配方式处理两者的关系[3]，而王锐生等则主张，需要以政府、法律和道德来对两者关系加以处理[4]。
（4）消费伦理
事实上，消费本身是经济活动，也是伦理活动。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学者已经开始研究消费伦理。周中之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后中国消费伦理观念的变革。在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他曾经以消费的经济评价和伦理评价相统一为立论基础，从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中提出了“既要鼓励消费，又要引导消费”的新观点。同时，他还提出：“要从道德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统一中评价把握节约的内涵；在资源节约与拉动内需的互动中建设节约型社会。”[5]唐凯麟认为，消费的必要性和适度性，应当从人的生产和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及状况、人的本性和有利于人的发展、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等方面加以审视[6]。关于建立怎样的消费伦理规范，学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比如龙静云认为，建构当代家庭消费伦理，既要弘扬和汲取传统消费伦理的合理内核，又要充分反映当今消费文明对家庭消费的客观要求,以合理适度消费和统筹兼顾消费为基本要义[7]。周中之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是消费伦理的两大原则，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科学消费是消费伦理的三大规范，应该倡导节俭和合理消费相统一的消费方式、符合保护生态环境要求的消费方式及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1]。
（5）经济诚信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诚信问题十分突出，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经济诚信、企业诚信、政府（官员）诚信、会计诚信、大学生诚信等问题不断出现。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经济诚信问题。这种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何理解诚信问题？有学者认为诚信体现着契约精神。有学者认为，信用体现的是经济关系，诚信体现的是道德良心，两者又存在关联[2]。针对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诚信缺失的现象，学界进行了大量的“发生学分析”，由于立场、观点以及相应的知识背景的差别，歧见犹存。关于诚信缺失的原因，有“逼良为娼论”“制度归因论”“根源制度论”等。经济诚信的缺失，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问题在于，在这些原因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主次之间又是何种关系？这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探究。对于经济诚信的功能问题，学界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诚信既可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国际经济交往。因此，诚信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德灵魂[3]。
如何解决经济诚信问题？学界众说纷纭。有学者主张大力推进经济法建设（以社会责任为本位），有学者主张加强经济伦理建设和道德教育，有学者主张加强制度建设，有学者主张加强伦理信用建设[4]。社会经济诚信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结合，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严格的社会监督管理、系统有效的诚信教育、以诚为贵的优秀传统伦理思想的当代复兴，以及这些构建要素的结合和共同作用。
（6）企业伦理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企业的职责就是赚钱。长期以来，这种观点颇为流行，错误地以为企业不要承担社会责任。事实上，企业是经济实体和伦理实体的统一，因而企业家应该具有道德精神，企业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多年来，呼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声音越来越大。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利润优先论”认为经济责任是唯一的责任，“伦理优先论”认为社会责任是经济责任之外的多维责任，“调和论”从动态的社会系统考察社会责任，“同心圆论”主张社会责任由核心到外围的伦理圈层构成。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其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既然企业伦理之于企业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何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学界的回答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企业理念是最终意义上的企业“第一核心竞争力”[5]。有学者认为：“先进的公司责任理念和高尚的公司道德标准是他们长期保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6]这些提法的共同缺陷在于，没有将道德置于适当位置。有学者认为，道德是企业最终的核心竞争力。有学者认为，道德实力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竞争力[7]。有学者明确提出了“道德竞争力”概念，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8]。对于如何加强企业伦理建设，有学者认为，建立以诚信为时代主旋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伦理道德体系是企业发展的迫切要求，而研究确定企业伦理建设的实现路径是构建这一体系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应该重建企业伦理主体性、确立“权利”意识、构建企业伦理规范体系。
（7）“中西马”经济伦理思想史
在伦理学分支学科中，迄今唯有中国经济伦理学出现了大量思想史研究成果，学界关于经济理论思想史的研究涉及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唐凯麟、王小锡、刘小枫、汪洁、黄云明等为代表。其中，唐凯麟等著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在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双重变奏中不断演绎和深化的特征，该书探寻了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与现实契合的成分和机制，以此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王小锡的《中国经济伦理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对德性主义、功利主义、理想主义、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研究。刘小枫等编的《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主要从哲学、思想史、社会理论、经济思想、政治理论、法理学等不同视角探讨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历史演化及其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秩序重建过程的关系，偏重理论层面的分析。其二，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以章海山、徐强、余达淮、刘琳等为代表。其中，徐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为依据，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完善、继承和发展过程，分别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历史性考察，力求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线索、内在逻辑、基本原则和研究方法，并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和研究参考，同时引发学界对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考。其三，西方经济伦理史研究以乔洪武、何怀宏等为代表。其中，乔洪武等著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是迄今国内最为系统、最为全面的，涵盖从古代至当代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发展的专著，该套著作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价值。
（8）经济制度伦理
研究经济制度伦理，涉及制度伦理、经济伦理等相关范畴。关于制度伦理研究，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乔法容、刘怀玉等提出 “制度中心说”，提倡伦理制度化[1]；胡承槐、方军等提出“伦理中心说”，提倡制度伦理化[2][3]；龚天平等提出 “双向互动说”，认为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应双向互动、有机统一[4]。关于经济制度伦理概念，有学者认为，它包含对经济制度的伦理评判和经济制度中内含的伦理两个方面。有学者认为经济制度伦理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研究：一是透析既定的经济制度中体现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二是用一定的标准对经济制度做伦理评判；三是探讨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理想。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制度伦理本质上具有经济制度的伦理化和经济伦理的制度化双重内涵。有学者认为，经济制度伦理将经济制度与伦理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功能。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伦理问题，有学者认为，首先必须指出，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与实践，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断趋于完善的同时，经济制度的合伦理性、合道德性也在趋于进步。也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非已经能够完全实现伦理性要求，其虽有进步，但亦存在诸多不足。关于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伦理问题，有学者认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伦理应当遵循历史、实践、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可持续发展六大原则[1]。乔法容的《宏观层面经济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从经济学和伦理学两大主干学科交叉的视域探讨宏观层面经济伦理问题，阐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功能边界，解析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产生的原因。
（9）循环经济伦理研究
进入21世纪，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并关注循环经济伦理问题。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不同学者的界定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循环经济是指把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经济转变为资源循环型经济[2]。对于循环经济伦理蕴含的价值观，不同学者也有不同观点。乔法容认为，循环经济伦理蕴含整体价值原则、可持续发展价值原则和综合公正价值原则[3]。柴艳萍、陈晓彤认为，循环经济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体现了多元道德之统一，明确了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新转向，内含变革社会制度的要求，呼唤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4]。蔡永海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必将实现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价值转向[5]。孙文营认为，循环经济伦理蕴涵生态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本质上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生产和生活实践观的发展伦理学[6]。
对于循环经济伦理的实践问题，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必须在生态环境伦理和市场经济伦理之间建立一套新的伦理体系, 将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纳入国家政策之中，推进技术创新、加强环境和资源监测。有学者认为，实践循环经济伦理，一要加强循环经济理论研究，二要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三要靠政府的推动和民间的自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如何发展循环经济、践行循环经济伦理，将其融入国家治理和日常生活中，成为急需研究的课题。
（10）慈善伦理
何为慈善，是研究慈善伦理概念的首要问题。在朱贻庭等看来，慈善是善心、善举、善功三者的统一，他们认为：“无论中西，慈善都不仅限于爱心层面，而是需要善举来表现爱心，也就是爱心要体现在善举上，落实到社会功效上。”[7]周中之将慈善视为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包括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形式，是伦理方式的社会分配[8]。还有学者侧重于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阐释慈善。在慈善伦理的研究中，学者们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慈善伦理思想，研究了宗教中的慈善伦理思想，研究了现代慈善伦理思想。彭柏林的《当代中国公益伦理》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公益伦理，他认为：“公益伦理是指在公益活动中调节公益行为主体和客体各方面关系的道德原则与规范的总和，具有无偿性、人道性和自律性等特点。”[9]王振耀认为，现代慈善有十大基本伦理理念：“捐赠者应感恩受助者提供了实现自己爱心的机会；社会对捐赠者宽容，避免过高道德标准导致虚伪或者慈善暴力；推崇高调的慈善个性；鼓励民间对捐赠者形成善意的慈善压力；鼓励民间出现发达的公益组织体系；为个人和企业慈善提供免税回报；社会用重税手段向富人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保护尊严，杜绝揭露慈善者的隐私；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比起捐赠者更多监督受助者；鼓励全民参与慈善，全面慈善优于富人慈善。”[1]
关于慈善伦理有何意义问题，周中之认为，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提倡慈善伦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他认为：“大力提倡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量力而行来支持弱势群体，才能使得我们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帮助弱势群体，也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实现社会和谐。”[2]陈东利、邵龙宝认为，慈善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可以引导社会认知，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对发展慈善事业、弘扬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3]。也有学者从财富伦理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财富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属于全社会、全人类的，因此，人们所创造的财富也应当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使社会更好地发展[4]。关于如何完善慈善伦理的问题，周中之认为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建立与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相适应的财富伦理；二是建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感恩伦理；三是建立以制度支持为核心的诚信伦理。”[5]程立涛认为要发展慈善事业需要建立三种道德基础：“以慈爱和同情为基础的情感伦理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支撑；人道主义的理性义务观为慈善行为提供了情感约束与外在规范；慈善事业的道德价值目标则体现在互助行为的总体交换中。”[6]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伦理研究的热点还关涉到生态经济伦理、国外经济伦理学研究、竞争伦理、营销伦理、金融伦理、电子商务伦理等专门性领域。此外，新时代学界的经济伦理研究，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与经济伦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经济伦理研究，出现了不少代表性成果，这些研究在国内学界方兴未艾，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三、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展望
伴随改革开放40年伟大历程，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从新学科到多领域、从理论到实践、从学府到市场、从学术到操作、从国内到国际，面向企业和社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性进展和巨大成绩。回首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当下、展望未来，是为了行稳致远、砥砺前行。中国经济伦理学4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如下：
第一，坚持把问题导向的研究作为学科的基本旨趣。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是理论之源，创新是理论的生命。改革开放时代，出现了大量的经济伦理问题，诸如经济有无道德内涵的问题、道德有无经济功能的问题、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诚信问题、企业伦理问题、电子商务伦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仅迫使学界进行理论研究、创新与回应，而且迫使学界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经济伦理学体系。在此意义上，在经济伦理学界中，所谓的“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是不成立的，也决不会成为主流。
第二，坚持把服务改革开放实践作为研究的基本方向。任何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想取得应有的成就，就必须坚持服务实践。今天，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很多理论成果已经被编成教材，培养了很多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学生，成为众多企业经济伦理建设的理论支撑，引领企业伦理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经济伦理实践经验，这些经验需要进一步做深刻总结，进一步提升为理论和思想，以此引领经济实践和企业发展实践。
第三，注重学理探究和学科构建是研究的基本品格。无论是对于关注现实问题、服务实践，还是对于提炼实践经验而言，思想的穿透力都是前提。因而，扎实的学理研究是基本的学术品格，是学科发展的起码要求。40年来，学界坐得住冷板凳，嚼得菜根，对经济伦理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发展当中需要什么伦理道德理念、需要有怎样的分配伦理观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并完善学科建设。总之，问题导向，服务实践，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的基本经验，新时代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要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经验，守正出新，与世偕行而不替，不断提升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新境界。
不忘经验的同时，也要直面问题。应该看到，虽然中国经济伦理学成就巨大，但是问题不少。
第一，存在进一步进行体系构建的空间。目前学界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体系构建和问题研究并驾齐驱的发展。其间歧见迭出，还有许多研究“空场”亟待填补。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距离成熟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第二，要保持理论与实践的必要张力。王小锡、陆晓禾等学者不仅在队伍整合、课题组织、学术研讨、著作编写等方面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合作，扩大了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影响，而且注意从企业组织和操作层面为我国经济伦理实践做贡献。总体上看，理论与实践充满着紧张，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理论的不彻底不通透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现实情况的晦暗不明有关。中国经济伦理学既缺乏彻底的理论，又缺乏对经济伦理现实的“镜像图”勾勒，因而，经济伦理的“地毯式”田野调查是避免“空对空”的必然要求。经济伦理学需要“再出发”。
第三，要建构以马为主、融通中外的经济伦理学。目前，国内学界已经译介了西方的经济伦理学的一系列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国外思想功莫大焉。但是，经济伦理研究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要批判地借鉴西方有益的思想资源为我所用，以我为主、自主创新，进而奠立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特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概念体系； 要在经济伦理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加强阐发时代性内容；要加强把中国学人经济伦理学成果译介到国外；要以多学科“视界融合”介入经济伦理学研究。
第四，要建立起中国经济伦理学独特的学科体系、范畴体系和话语体系。40年来，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日益完备，但是，经济伦理学领域的“改革”“开放”和“学习”也出现了不少“在追星中迷失”“在崇拜中盲从”的现象。有人遁入象牙塔而不问世事；有人堕入西化陷阱，照搬西方学科体系、范畴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敢越雷池一步。克服上述偏见是中国经济伦理学走向辉煌未来的逻辑前提。
回顾40年的经济伦理学学科史和思想史，不难看出，中国经济伦理学需要深耕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扩展学科研究的论域和问题，更重视研究的实践向度和世界向度，与此同时，需要继续加强古今中西、形而上与形而下研究的沟通、对话与良性互动。要言之，中国经济伦理学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大地，直面和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仅要研究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伦理问题，更要研究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经济伦理问题，要与实现“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通起来；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要通过以我为主、包容创新来实现“本土化”，向着构建中国特色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概念体系、话语体系的总目标奋力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