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无愧时代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阎肃，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

　　最爱穿的是军装，最爱写的是军歌。从青年艺术队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到中国著名剧作家、词作家，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始终是勤奋、谦和、直爽。年过八旬，他却丝毫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自称为艺术战线的一名老兵，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

　　弃学从艺，文艺工作大有可为

　　解放前，我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时考上两所大学：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后来读了重大的工商管理系。解放后，我们重庆大中院校的学生参加了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一个夏季暑期学员活动。当时我是大专部文艺部的副部长，组织大家做文艺演出。说相声、演戏、唱歌，就在这座古城中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可能因为我的这点本事，受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的青睐。领导告诉我：“你不要念书了，我们要成立一个青年艺术工作队。”我欣然答应。我觉得我要给新中国干点事儿，在这种心理的促使下，1950年9月大学还没读完，我就加入了青年文工队，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下属青年艺术工作队的一个队员。

　　当时，我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我。我的同学有考北大、清华的，有留学捷克、苏联的，他们觉得最没出息就是我了，好好的大学不念，唱戏去了。我当初有一个初恋情人，都订婚了，她后来去北京念大学，也因为这件事跟我分手了。

　　在青年艺术工作队期间，我们跑遍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那时候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市。重庆在抗战时期人文荟萃，文化人基本上都在那儿待过，共产党的领导人也都在那儿待过，比如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周总理在那儿有周公馆；《新华日报》当时也迁到了重庆。许多文学家、剧作家、电影人、文化名人在抗战时也都在重庆待过，比如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他们的小说、剧作都很受我们追捧，可以说，我们是吃着这些文化巨人的乳汁长大的。

　　同时我们也看当时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经典电影，比如《卡萨布兰卡》等，我们当时对于国外文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

　　事无大小，要做就做最好

　　我原来在文工团，什么都干过,拉过大幕、干过舞台照明；唱过合唱、跳过集体舞；说过相声、还催过场……但我到现在都还会想，就算是拉大幕也要把它拉好，绝对不是机械式的简单工作，我要拉的快慢和导演心里想的节奏是一样的。

　　当时我管照明，自己就琢磨怎么能做好。当时舞台照明用的是汽灯，里面有一个石棉的灯罩，就像一个椭圆形的灯泡辐射出很强的光。这个灯罩有一个特点，油气会凝固在上面，烧一次就灰了，轻轻一碰就碎。为了节约成本，我就想要一个灯罩多用几次。我弄了一个盒子支撑着灯罩，让它四面不着地儿，把中间的口焊住，让空气流动，避免了油气附着。然后，我走到哪儿就抱着这个灯罩，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样，一个灯罩在我手里可以用到七、八次。后来，到了部队才懂“一专三会八能”，文工团演出需要这样什么都会的人。

　　我当然也会有缺点，就是有时候好表现自己。有一次，我在话剧《爱国者》里演伪村长蒋三宣，蒋三宣劝一个老太太投降当汉奸被老太太怒斥。当蒋三宣灰头土脸要走时，有一句台词是“老太太，那我可走了”，这意思就是你等着吧！我带着诙谐、有点儿冷笑的情绪说了这句词，台下“哗”的一声，有笑声有掌声，我当时好得意。临出门我又回头说了一句“老太太，我可走了”，底下又一阵叫好。于是，我又绕到了窗户口冲着老太太再来一遍。一句台词说了三遍，三遍语气重心还不一样，戏里面可没这个。下了台，导演的鼻子都气歪了，说我“胡闹”。当时的主演也不干了，说他怎么那么多话。这就是我当初年轻不懂事，好出风头犯的错误。

　　深入生活，为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后来，在青年艺术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青年文工团。我当时的任务是到处去做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见过城里人、农村人、国民党的兵，甚至特务；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普通干部。接近这些不同的人，是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跑了四川各地，和各色人等都熟悉了，带给我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后来写歌剧《江姐》时的顺理成章。

　　当时我根本没想过今后会搞创作，更没想过多少年后我会写歌剧，只是简单地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心满意足了。对于舞台、对于文艺工作，自己能做得津津有味，这可能是源自于我从小对这些事情的热爱。

　　四岁的时候，我爸爸就领我到票房里去学京戏。京戏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满大街都是唱戏的。后来念小学、中学时，有一段时间我家被日本人炸光了，我就跟着妈妈到修道院里去避难。我妈妈帮着神父打零杂、洗衣服，我就在修道院里头相当于做修士的工作，准备将来当神父。那时候，我跟着教会学拉丁文、国文、数学。教我国文的是一个老神父，是清末的秀才，不懂白话文，只懂古文。他教我们《四书》、《五经》，所以我现在的古文底子就像私塾教出来的一样。

　　步入军营，从文工团演员到普通一兵

　　1953年，我们整个西南青年文工团都到部队当了兵。我这一当兵就是60年。1960年左右，大约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领导忽然发现了我有点儿写作的才能。我那时业余时间写过一些汇报剧、街头剧、相声之类的。我在文工团是演员、合唱队员，写过一个作品，演出获得了好评，再写一个作品又受到表扬，我自己很得意。突然有一天，领导把我叫住说：“我们考虑再三，你去搞创作吧！”我说不干，业余写着玩还挺好，写好了有表扬，写不成了也没人打屁股，多自由。领导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就表示我服从，但搞创作我干不来。领导说很简单，你去深入生活。怎么生活？就从文工团到部队去当兵。

　　那时候我一个人，也没有连对象，说走就走，下到了广州沙皮的空军部队。我去的那个机组中队，有机电师、机电兵、两个机电员，还有作为下放干部的我。刚去第一天，谁也不认识，心里还在想就这样开始当兵了。晚上稀里糊涂地睡到半夜12点40分左右，一声哨响，紧急集合。睡在我下铺的大个子机电员是山东胶州人，说话带着很重的山东口音。我谁也不认识，背包打得像鸡蛋糕一样，就跟着大个儿就往外跑。跑着跑着，俩队伍一交叉，我就认准了跟着大个子跑，一直跑到机场的另一头。前面大个子一回头，一口湖北话，我这才知道跟错人了。我问他我们机电小队在哪儿集合？他给我指了另一个方向，离得很远。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回小队集合的地方，跑到的时候，队伍已经解散了，这就是我下部队的第一天。从第二天起，让我去种菜，解决伙食问题。我从买菜籽开始，回来间苗、浇水、施肥，一直到把菜收割，收拾进厨房。种了四个月菜，我连飞机的影子都没看到。说是到空军部队锻炼当兵，却连飞机是什么样还不知道，心里特别不高兴，我眉头一皱，谁都不理。

　　后来，我们一起下部队的四个人凑在一起吃晚饭，又到后山上散步，大家都唉声叹气的，情况都一样。合计之下，我们觉得这样太被动、太没意思了。不能这么混日子，把“要我当兵”变成“我要当兵”，主动争取。于是，我当天回到队里，就拉着大个子聊了起来。我岁数比他们大，相对见多识广，对于文工团的演员等更是如数家珍，很快我们就打成了一片。之后，他们就开始领我到外场去刷飞机，再做一些加油、分解轮胎等工作。我给他们变魔术、讲相声，慢慢地就和整个地勤部队、飞行员们都熟络起来，已经忘掉自己是从文工团来的身份了。

　　扎根基层，寻找创作的源头活水

　　下部队一年后的一个傍晚，这个场面我至今记得。那天，在飞机场的跑道尽头停着八架飞机，我和机电师扛着旋梯去做检查，看到最后一架飞机的飞行员小王，正坐在飞机上望着天空发呆。那一刻，他的背影映着漫天晚霞，美丽迷人。我感到很好奇，心想他在琢磨什么呢？机电师告诉我，他心里惦记着头顶这片天，作为飞行员的他们深深地热爱祖国的蓝天。当天夜里，我情不自禁地在被窝里琢磨出了一首诗叫《我爱祖国的蓝天》。后来，我们文工团下去演出，我们就把这首歌做了出来，在部队唱了快60年。

　　如果你要问这首歌是怎么来的？我的回答就是当兵得来的，这就是生活。是我在部队老老实实当了一年兵，把自己当成部队的一员才悟到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你之前在屋子里面坐着找不出来的感觉。为什么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我真真切切体会来的。

　　再比如，1964年冬天我到西藏去，在西藏青藏公路上一走就是18天。那个过程，就像炼狱一样，脸上晒出了蝴蝶斑，眼睛都快得了雪盲，高原反应很严重，成天都喘不过气来。到兵站里休息，那个时候没有高压锅、没有火，蒸的馒头外面是糨子里面是面粉。晚上睡觉，我穿着绒衣绒裤，底下垫了五床被褥，上面盖了四床被子，还觉得自己像光着身子躺在雪地里一样，哆嗦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兵站上一个四川的小兵，脸红扑扑的，给我打来一盆还带着冰碴子的水，让我洗把脸。我问他在这里待了多久？他说两年。我当即给他敬了个礼，我说：“你是英雄！”。他就在那样一个恶劣、艰苦的环境里甘之如饴。出门是雪山，关门还是雪山，连棵草都没有，我问他：你怎么过来的？他答：我很好，每天都有不少的同志路过，还有首长们，为你们服务就很好。他是快乐的。这个经历，让我觉得要更加贴近基层，内心更加充满了真情，才能体会到真实的生活。

　　精益求精，做有深度的文艺作品

　　现在很多流行的文艺作品，是在一种快节奏、急于求成的社会环境下创作出来的。我有我的看法，有我弄不明白地方，但我不是一味排斥流行音乐。对于新事物，是需要马上反应的，不反应就落后了。

　　周杰伦有些作品我能明白，蔡依林的一些东西我也明白，特别是罗大佑、李宗盛，包括叶佳修、我所熟悉的汪峰等等。罗大佑的很多歌，我非常喜欢。张雨生我也很喜欢，齐秦、蔡琴我也不反对，包括赵传这一辈人我都喜欢。但是现在最新出来的一些流行音乐，我有点不太接受。

　　总而言之一句话，凡是好歌，其生命就是旋律。不管古今中外的作品，好听、琅琅上口很重要。我觉得口水歌，唱八首跟一首歌一样，听不出其中的差别。

　　我并不反对流行音乐，我也听我也写，比如说《雾里看花》。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当时商标法颁布十周年要做一个晚会，我参与晚会的策划。那个时候假药、假货盛行，我就提议写一个歌来反映“打假”。晚会导演找了一圈人，说没法写，打假怎么写歌？然后，导演说谁出的馊主意谁来写。我心想，这还怪我头上了？那我就写，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真正开始写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写起来很难。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想不出来。我儿子在准备功课，不让我转了，让我回屋去。我一进屋打开电视，正在播放川剧《金山寺》水漫金山的情节。白蛇、青蛇钻进水里找不到了，法海找来了韦陀菩萨，请他找出白蛇、青蛇。韦陀菩萨手拖一根降魔杵，腿往脑门上一踢，脚尖碰脑门，踢出一只法眼。法眼，在佛家里又叫天目，也叫慧眼。慧眼一开，上能看三十三重天，下能看十八层地狱。我看到这儿，心想太好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只慧眼，什么假货一眼就都能看出来了。但是，法眼、天目都不好写在歌词里，还是用慧眼好。那“我有一双慧眼”、“送我一只慧眼”都不够通畅，我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用了“借”这个字。“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纷扰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写出来这一句，觉得太棒了，这首歌有了。然后前面的“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很顺就写出来了，给作曲、导演一看，他们都觉得好。

　　从这首歌的创作看，就说明你要做有心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我没看过川剧，不知道这演的是川剧里的踢腿绝活。如果我书没看够，不知道佛经里有天目、慧眼这些典故，就想不出来这些词来。

　　甘当慈父，教育子女做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我没有决定过自己一生的道路，或者说去想我这一生必须要怎么样。跟着时代的大潮往前走，尽到我所有的力量，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不要去挑生活，让生活来挑你。时代也好、组织也好、环境也好，需要你做什么事，努力把它做好，对你自己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别人也会觉得快乐。我现在80多岁了，身体还好，脑子还挺好，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对我的子女也是这样的要求，不去安排他们的人生道路，听时代的招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得起这个时代就够了。

　　我对儿女没什么太多的疾言厉色，没有要求他们必须怎么样。我有三条标准，一是正直，做个正直的人；第二是健康，身体得棒；第三是善良。至于从事什么职业，有多大的成就，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看你自己的努力，看你碰到的机遇，看你的准备，看你的勤奋。我的几个孩子，都是自由生长，他们独立生活能力也比较强。具体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很难去安排他们做什么事，也很难预料他们会做什么事，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每个人好好地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怨天尤人，也不要过分的想这想那，做好每个人本分的事情，种好一亩三分地，多长粮食，就对得起这个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