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凯麟丨应加强财富伦理研究

财富往往被理解为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然而，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和使用都有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对财富伦理的研究也不只是当前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亟待加强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福祉的重大问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财富伦理观。

　　所谓财富伦理观，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蕴含的伦理内涵和道德意蕴。它是人类在认识、创造、支配和使用财富的过程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种特定的观念把握，是经济行为的不可或缺的价值依据。财富伦理作为人类对自身行为的一种理性调节，是一种向善的实践理性，它规范和调节着经济利益的分割，既具有现实性基础，又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某种理论反思和超越。财富伦理至少包含了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一是对财富的社会本质及其价值依据的理解与把握的问题，即财富价值观；二是关于获取财富手段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即致富观；三是关于支配使用财富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问题，即消费观。在这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中，对财富伦理的理解和把握是其思想观念的基础，而致富观是其核心，消费观则是二者的现实结果。三者的互动互约使财富伦理的存在与运行成为一个具体而充满矛盾的辩证历史过程。

　　财富问题始终与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相伴相生，而关于财富价值观、获取财富、分配财富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问题，也一直是理论和实践层面备受关注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财富伦理并非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而是人类在财富出现后就对其进行不断反思的产物。早在中国传统社会，“生财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几乎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价值诉求。所谓“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奢俭之辨”则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的始终。只不过从农耕文明时代到工业文明时代再到今天的信息文明时代，人类的财富伦理观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农耕时代，人们往往将财富单纯地理解为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实在物。这一时期，实物形态的财富观念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土地也因而被视为财富最为典型的形式。无论是西方的重农学派还是中国古代“崇本抑末”的思想，都体现出在肯定财富价值有用性上的一致性。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货币和资本成为工业文明时代财富的一般标志，甚至由此而形成了货币拜物教意识，促成了拜金主义的滋生和膨胀。在现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财富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又实现了从物质形态向非物质形态、从非物质形态到虚拟形态的转化。财富形态的这种变化，不仅使财富伦理的内涵更加复杂、形态更加多样，而且也使其在人们的价值世界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

　　财富伦理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觉和自为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在农业文明时代所形成的是一种强调多生产少消费、减少支出增加积累的生产型财富伦理观。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人们获得和使用财富的方式和手段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既丰富了人们对财富价值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产生了财富创造、分配和使用上的新的道德缺失，并由此带来了财富伦理问题上的各种困惑。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以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劳资矛盾为主要表现的财富创造的不当，以公平与效率失衡和贫富差距扩大为主要问题的财富分配的不公，以奢侈消费和过度消费为主要形式的财富使用的非理性，不仅成为经济伦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中亟待阐释和寻求对策的前沿热点问题，也是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由此，财富伦理的当代价值也就更为凸显。加强对财富伦理的研究，对于人们理性地对待财富，正当合理地创造和获取财富，合目的合规律地使用财富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生产环节上，财富伦理能够为财富的获取和增值提供有效的伦理规约。财富伦理关注财富获取的正当性，即人们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伦理依据。应当看到，财富“增值”的目标本身并不是其善恶属性的根源，相反，追求财富的正当性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体现了财富运动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要求。财富伦理更加关注的是财富创造的途径和手段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事实上，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财富伦理的缺失恰恰在于财富的获得与增值失去了应有的道德规约而导致财富与伦理的背离。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然而，一旦离开了伦理道德的规约与引导，财富的创造就将成为人们任意妄为的行为。现实中所谓“人为财死”“见钱眼开”等不道德的行为已经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理性的提防，造成了价值的颠覆和“意义世界”的失落，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在交换环节上，财富伦理能够有效地纠正交换动机的逐利偏失。财富伦理不仅是常态下对交换主体的理性关照，更是非常态下对交换主体趋利偏失的伦理纠正。它可以克服交换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交易欺诈、履约过程中的信用缺失和规范失效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使那些欺行霸市、坑蒙拐骗的丑恶行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在分配环节上，财富伦理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财富伦理能够为正确处理市场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资源。一方面，财富伦理有助于经济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在实践中消除平均主义；另一方面，财富伦理也有助于实现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达到一种相对均衡、合理的分配状态。应该看到，公平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系效率的问题，更重要的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存在的道义基础问题，一个关系到执政者的合理性问题。

　　在消费环节上，财富伦理有利于人们重塑被扭曲了的消费理念，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如艾伦·杜宁在《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一书中指出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不仅造成了环境的巨大破坏，而且财富消费对幸福感提升的作用也变得微乎其微。因此，对消费做出合理的界定，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消费伦理观，是摆脱消费社会的困境的前提和关键。以人为本、理性适度的财富消费理念，既有助于摈弃传统的禁欲主义、平均主义的束缚，也有助于抵制风靡于世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侵蚀，引导人们形成健康适度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总之，隐藏在财富问题背后的是人的问题，是关系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马克思说：“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还有什么呢？财富不就是充分发挥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能支配普通所说的自然，又能支配人类自身的那种自然吗？不就是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要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衡量的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因此，加强财富伦理研究的当代意义在于能够有效克服市场经济自发性所导致的道德缺失，促进经济更加健康有序地进行，充分展示市场经济的合伦理性之维。现代财富伦理倡导人们正确地理解财富价值，用合乎伦理要求的手段创造财富，用健康文明的方式使用财富，以促进目的与手段、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和谐。我们要贯彻实施五大发展观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为指导，树立科学的财富伦理观，这是人民大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时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