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和平丨社会情怀

这是一个伦理学追问,其实毋宁更应该当作一个社会学诘问。美德的匮乏与异化悄悄而又蚕食般地“偷走”了人类天性中“社会”的良知良能,然而在以洞察与保卫“社会”为天命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家那里,也许从开始便暗渡陈仓地将“社会”从人类情感和理性中“偷走”,只是它像上帝抽走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那样让当事者浑然不觉,直到“偷”食智慧果,因为导致实体性世界一去不复返的“别”的原罪而被逐出伊甸园,才在永无止境的赎罪中朝着那个无限眷念的家园跋涉回归。

社会,到底是人类本有的伊甸园,还是社会学家偷食智慧果异化而成的检阅人类本性的救赎场,实在是一个应该质疑而没有被质疑的问题。

 

“家国情怀”

人们常言“家国情怀”,然而仔细思忖才幡然醒悟,在这个无限温馨而又无比博大的“情”和“怀”中,却留下一个无情无怀的旷野,旷野中孑立着一个啼哭嘶鸣的孤儿,这便是“社会”。不错,在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五千年文明的“国家”襁褓中,中国人一开始就携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因,家是永远的守望,国是家的放大,是“故乡”或“家园”的聚集地和伊甸园,于是诞生一个令全世界羡慕也让异质文明难以理解的独有的“国家”情怀——“祖国”,“祖国”就是由家及国的家国情怀的生命胚胎。然而也正因如此,五千年文明的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完成“家”—“国”之间的这个巨大跨越。耸立横亘于家国或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不是更不应当是险峻汹涌的鸿沟,也不是荆棘丛生原始森林,而是也应当是一衣带水的“情怀”。中国先贤以仁爱兼爱,以推己及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缔造家国之间的精神脐带,开掘家国之间的通天河。先人浑然不知它是“社会”,只是有一天,从西方舶来一只被尊为“社会学”的方舟,于是启蒙,于是以一个个思想、一个个体系,架起家国之间的千沟万壑。

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学”,只知道这里没有“情怀”,也不应该有“情怀”,它是家国情怀之间的荒原,似乎惟有如此才足以成为人生的真实的舞台。它向全世界宣告,社会和社会学只有事实,只尊重事实,也只呈现事实,它拒绝“情怀”,也拒绝一切在社会学看来是羞昵作态的所谓“价值”,由此才能保持“事实”的贞洁,否则便不是“社会”,也不是“社会学”。

 

“群学”

社会学到底是一个舶来品,还是一道本土“农家乐”,其实是一个说不清也不需要说清的问题,因为即便“洋货”也并不一定就代表“现代”,更何况该死的“现代性”当今已如过了热恋期的情人一般产生审美疲劳,重要的是无论舶来还是本土,只有进入中国人的胃,经过胃酸反应转化为营养和能量,才能真正被吸收,而吸收本身已经说明具有消化能力甚至相通的基因。

社会学流入中国之初被翻译或被中国人的文化之胃消化为“群学”。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之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和“能群”是人之异于也是贵于动物的最大卓越。然而,如果将“社会学”移殖为“群学”,会遭遇两大难题。

其一,不少动物也能群,譬如作为百兽之王的狮子,便是群居的动物,在万马奔腾的动物大迁移中,如果牛马也能群,别说获取猎物,那些由一只只铁蹄耸立而成的移动“森林”足便可以将那些血盆之口洞开的狮子踏成内泥。其二,“群学”似乎也遮蔽了价值,虽然“群”的形成期待荀子所说的“化性起伪”,“制礼义而作法度”,但“不群不党”自孔子以来历来是中国人的君子风度,“遗群独立”更是一种超然气派。

 

“社会”

在中国文化中徜徉一番,就会发现“社会”和“社会学”已经体现它与“society”和“sociology”的精微而深刻的差异。

无须考证“社会”或“社会学”的概念何时在中国粉墨登场,望文生义,它是由“社”与“会”构成的偏正结构,其精义是由“社”而“会”,因“社”而“会”。"会”即相会,即“群”,即“在一起”,而“社”在传统文化中是土神。“社”不仅是中国文明初年最小的行政单位,《汉书》云“旧制,满二十五家为一社。”更重要的是“社”是“会”的理由和基础。中国传统经济社会结构是一家一户的小家经济,其典型图像即老子所描绘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然而,以祖先崇拜为信仰的家庭和家族虽然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高度自给自足,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自给自足的自然伦理的互补互动,但诸家庭和家族之间无论如何具有同一性,也并不真的“老死不相往来”,“社”就是同一性的精神和价值基础。

一年之中,某个共同的时日,大家必须走出家庭,祭祀共同的衣食之源,这就是“社”即土神,此时此地,彼此相“会”,于是“社会”诞生。因此,“社会”在语义哲学上,话语重心不仅在“会”,而且在于因何“会”,为何“会”。“会”是事实,而“社”则是“会”的价值基础和同一性力量。“社会”的概念,已经隐谕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并且“社”的价值与价值认同,成为“会”的前提。正因为如此,无论“社会”还是“社会学”,都不可能完全“事实”,因为离开“社”的价值认同,“会”将成为泡影甚至不可能发生,即便“会”了也是同床异梦的乌合之众,根本不能“群”。

 

“社会情怀”

唠唠叨叨这么多,无非从一个门外汉的角度, 隔山观海地妄言,社会学需要新思维,需要走出那个一厢情愿地自设的那个预防其他学科入侵而围墙高筑的城池,与世界接壤,与文明联姻,与生命和生活合流。我们有自己的基因、坚守和抱负,我们的学术追求和学科气质一言概之:“社会”情怀。我们不只有挚烈的家国情怀,我们还有同样挚烈的“社会”情怀。我们将社会与家庭、国家那样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生命共同体和精神家园,我们像家庭和国家那样对社会采取认同的态度,誓言以“社会情怀”为推进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社会发展,破解社会学前沿性难题做出我们创造性的学术贡献。

以“社会情怀”续写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中国文明道路的新气派。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的家国一体与西方的家国相分是两条迥然不同的文明路径,西方社会学的高地建筑于家国相分的断裂带,它在对失去的家园投上无奈一瞥之后,含辛茹苦地给原子式的个人一个聊以避风遮雨的归宿,但却从未放弃对家园的向往,丹尼尔·贝尔的“第二家庭”理论便传递了来自文明深处的这种情愫。传统中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建立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文明体系与精神世界,家庭的绝对地位被梁漱溟诠释为社团生活不发达的自我诉求,于是作为家庭与国家中介的社会便成为文明和学术的永恒课题。毛泽东以非家非国而又即家即国的“单位制”或“单位社会”创造性地将家与国血肉相联,然而40年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向“后单位制”或“无单位制”的过渡,使“社会”再次成为中国文明的前沿课题,这一课题的破解如此重要,乃至关乎文明道路,关乎文明自信。我们应以“社会情怀”致力破解这一文明难题,不仅为建构中国社会学的新气质和新气派,而且为中国文明的血脉延传做出自己的独特学术贡献。

以“社会情怀”走出“市民社会诅咒”。改革开放之后,现代西方社会学飘洋过海不远万里再次来到中国,第一次启蒙便是“市民社会”的智慧果,曾几何时,“市民社会”被当作现代社会的风向标,然而偷吃这一智慧果之后才猛然发现,“市民社会崇拜”所迎来的是“市民社会诅咒”。“市民社会”是什么?“市民社会”理论的缔造者黑格尔在两百多前就忠告:“市民社会是个人利益的战场”,“是个人利益相互冲突的舞台”,“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里没有情怀,只有利益;没有实体,只有个体;没有港湾,只有欲望的汹涌洪流。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将一切的希冀和全部希望托附于国家,由此这位天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才成为最保守的法哲学家。我们应该走出“黑格尔诅咒”或“市民社会诅咒”,誓言将“战场”变“家园”,将“冲突”变“牵手”,在“市民社会”的硝烟中赋予原子式个人以实体性的伦理家园。在这里,不仅有冷峻的“事实”,更有温馨的“价值”;不仅有漫游的个体,更有作为芸芸众生最后归宿的实体。一句话,这里有家园,这里有故乡,这里不仅有“生活”,更有“好的生活”,理由很简单,苏格拉底说过,“好的生活胜过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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